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政府机构自身迎来了它的第六次“革命”。
回望前五轮轰轰烈烈机构改革，成效显著也罢，“原地打转”也好，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迈出的每一步都令人瞩目。
纵观历次机构改革不难发现，“从计划经济转化成市场经济，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是始终贯穿的一条红线。
五次改革的征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始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开始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了“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问题。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此后，伴随中国三十年来从传统经济模式向现代经济模式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从1982年开始，机构改革以基本每五年一次的频率进行。
仔细观察可发现每一轮改革都有其明显的针对性：
● 1982年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1年，由于“文革”后一些老干部又重新回来工作，当时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 1988年 转变政府职能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启动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 1993年 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1993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1998年 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不少人认为，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的机构改革是动作最大，成效也最为明显。当时，撤销了几乎所有的10个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 2003年 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
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为目标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特别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经过改革调整为28个，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商务部。
根据方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属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那些几度沉浮的部门
三十年中，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逐步进行的，所以每一轮机构改革中，部门的设置都体现出了当时阶段性的需求。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全方位负责，大到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小到老百姓的吃饭穿衣，这就导致政府部门设置的微观化、交叉化和全面化。比如当时的机械工业部下就有九个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当时一个部，除了一个正部长，它可能还有十几个分管各方面工作的副部长。
改革开放后的机构改革，目标就是要把政府涉足经济社会领域的部分“撤”出来，要变成一个圈外的监管者。这就要求政府自身也要表现出高超的改变与适应能力。
1982年，国务院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其地位特殊，当时主要负责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8年改革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成型，这个机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自然在本轮改革中退出历史舞台。
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物资部门，1988年达到其辉煌的顶峰，国务院组建了物资部。但五年后，随着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物资部就彻底消失在了中国行政机构的名单中。取代其部分职能的是国内贸易部，以及再后来重新恢复的商务部。
再比如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导致对能源需求的急剧增加，组建能源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实际上在1988年的机构改革中，全新的能源部已经亮相。不过，由于涉及煤炭部门、石油部门、电力部门、核工业等多方利益，有的部门不愿意参加，有的部门中途退出，致使能源机构名不副实，被架空的能源部难以履职。1993年，能源部被撤消。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本次机构改革方案是设立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能源局。但这个安排与设想中的能源部还有相当距离。而设立新的能源部，同样遭遇着过去利益纠缠不清的老问题。
另外，已在2003年撤消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数十年间就几经沉浮。有人甚至认为，把它看做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缩影。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前身为成立于1956年的国家经济委员会，1970年并入国家计委，1978年重建；1982年吸纳国务院多个经济主管部门后一跃成为经济超级部门之一。然而至1988年整个机构即被撤销，又于1993年重建并改名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至1998年机构改革，经贸委吸纳10个原部级经济部门，规模及权力均攀至顶峰，被称为“小国务院”。仅仅五年之后，另一个“小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现了。
职能转变的新尝试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精简机构为目的的行政机构改革从未停止。但当时的改革仅仅着眼于传统行政体制的外部特征，它主要是权力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移动，其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没有根本改革。
历次改革都以“精兵简政”为主要目的，但因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部门利益复杂，使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政府改革要“革”自己的命，砸碎自己的饭碗绝非易事。五轮改革也不得不经历着“精简—膨胀—精简”的过程。
有分析认为，2008年的改革方案，政府高层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措施，主要就是防止干扰，尤其是防止与“大部制”改革有着密切利益关系的“利益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干扰，这也是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1998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更是用“地雷阵”“万丈深渊”形容改革面临的困难。媒体称，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进入新世纪后的机构改革，已经逐渐摆脱“为精简而精简”的老模式，新的改革方向更多转向了转变政府职能。此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政府机构的调整，而是政府职能的界定。
中编办负责人日前表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方面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等。因此，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表示，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是权力机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中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这三者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机构。
改革三十年后，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不再是经济层面的“管家”，而是公共事业公共服务领域里的“保姆”，政府更应该在市场容易失灵的领域里施展拳脚。
【结语】
有人评价这一次的机构改革方案 “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确，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中求进”的新方案，体现了历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之外，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民生民意的特点。
在争议声中，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迈出的每一步都令人瞩目。总的来看，“精简为表、转型为里、民生为重”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主旋律。
很快，各“大部门”的筹组工作将会紧锣密鼓地展开。于此阶段，在筹划论证各“大部门”的工作体制机制时，就要把如何对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作为其中的重要考量，按照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原则，设置内设部门、分配权力、安排层级等，避免由同一部门既做决策、又抓执行的职能混合，以此防止决策、规划、审批、执行和监督“多权合一”的情况。同时，建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推行问责制度，确保“用权必负责、问责有办法”。
和以往的其他改革一样，“大部制”改革同样必然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如何突破改革阻碍，达成妥协和共识仍将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大部门”位高权重，国计民生系于一身，它的上路注定是不轻松的。但只要权力是透明的、可控的、负责的、平衡的，有了各方的信心、魄力和支持，“大的难处”也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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