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读经、寻祖访典，近年来中国的“传统热”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势头蔓延着。祭天祈福、寺院修缮甚至民间早就遗忘的一系列旧式膜拜，在发展旅游产业和振兴地方经济的幌子下，忽而一下子涌现了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而在这种纷乱的背后，往往少不了一些当政者和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影子。
在眼下中国文化重建、乃至国家现代化进程步履日渐加快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究竟该如何去看待？编者以为，要以提升公众的社会意识和民族的向上动力为前提，对传统文化既有发展和恢复，又有拒绝和摈弃，这才是搞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由此引申开，“传统热”该降降温了。
——编者语
九十年代以来 传统文化“热”之考察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起初的反思心态和此后的悲怆色调相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则显得轻快昂扬。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全球化分工和合作的步步深入，传统文化热继八十年代以后再次徐徐升温，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的态度几乎是以压倒性的肯定姿态，其目的是企图使各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谋求一席之地。
统观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以下几点明显的特征：一是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合力推动；二是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上不自觉地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化倾向；三是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倾向。
官方、学界和民间 合力推动及磨擦
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官方支持、主导和参与下，与学界和民间三方力量合力推动的。无论是公祭孔子，还是教材改革，还是孔子学院的开设，都是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主导的。几大重大出版工程，以及文化宣言，儒学的深入研究正是学者们所着力之处。读经运动，各地诵经班开设，阳明精舍的兴建则是一股民间文化力量，正是这三股力量推动了转型期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和简单化倾向
对中国文化的“此其时矣”的自信正是建立在对现代化社会中西方文化造成了人们严重的生存困境这一判断基础之上的。自信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前提，是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破产”，然而这种判断何尝不是潜意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结果。
A. 西方的没落
早在上世纪初，德国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示了西方文化的将要没落，以美国白壁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就开始了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和推崇。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的一句“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这更是让中国文化热衷者兴奋不已。“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而这些弊端正是西方文化“分析性”的思维方式所致。
B. 简单化倾向
在提倡传统文化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化倾向。传统文化的复兴原因之一是基于西方文化的即将衰亡这一简单判断，对提倡者来说，现代化的种种困境正是西方文化所造成的，而其解脱之道又非东方文化莫属，由此可推，21世纪是西方文化走向不可避免的衰亡，21世纪东方文化势不可挡地要主宰全球。这里二元对立思维如此地明显，推论如此地草率，结论也如此地武断。似乎西方文化是现代文明的罪魁祸首，而东方文化却是一片鸟语花香。
C. 更应当反省我们自己
现代社会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产儿，然而产儿的畸形反过来证明了西方文化的失败，然而我们又在现代社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这一连环的悖论使得视中西文化势不两立的论者极为尴尬。然而，问题关键何在？
其实，现代化的困境和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比在西方远为严重，而我们则是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困境来判断此系西方文化主导的发展所致，亦想当然认为西方亦存在如此困境，进而将现代社会的困境归罪于西方文化的头上，再进而判断西方文化之不适宜于二十一世纪之发展
道德化倾向
当下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恶化和失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讲求德性精神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
A. 道德的恶化
市场社会以来，传统那种内敛、谦谨、含蓄而又保守的道德习惯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我们得承认，市场经济的确激起了人们的热情和活力，在一定程度是合乎人性的，合理的，如个体精神的初步形成，娱乐的正当化等。“市场的运行比较公开，它无法隐瞒自己的种种弱点乃至在自由贸易下面的人们的缺点和罪恶。但是它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但一些人类文明所共通的，不证自明的，具有普通意义的道德成份也受到奚落和破坏，个人主义变种为自私自利，见义勇为代替为袖手旁观，通过权钱交易满足骄奢淫逸，为了蝇头小利可以不择手段，英雄被唤傻冒，劳模成了草包，在一个精神世界王纲解纽的时代中，人们的道德观念陷入了一个空前混乱的状况。
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精神上无所指导，无所约束的情况下加速进行的。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和花天酒地地挥霍成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和最终目的，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种种非道德和非法手段层出不穷。
B. “以德兴邦”及其有效性
我们提倡传统文化过程中的道德化倾向中往往会出现一批道德伪君子，而道德伪君子比背德者更为可怕。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不可否认传统道德中的优秀成份，但传统文化的道德自信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在今天社会里，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难以抵挡得住世俗的更大诱惑，那么，基于传统文化的道德就得不到更高层次的约束和保证。而与此相对，西方文化的超验性和神性往往反能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因为人类的现世存在必有一个精神的皈依所在，而这个皈依与否正是取决于对种种教义的遵守与否，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而今天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德化倾向正是缺乏这么宗教性或类宗教性的超验文化系统。其成效也将大打折扣。
C. 被忽视的超验传统
我们常常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儒家文化起着代替宗教的功能。这更多的不是简单的文化替代宗教的理解，而给我们传达了儒家文化本身具有的宗教性，而它又被儒家文化的强大的世俗性传统所排挤和遮蔽，从而形成儒家文化的世俗性理解和运用。“儒家入世的核心价值固然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传统的基本教义大异其趣，但儒家的人文精神确有深刻的宗教含义。不了解儒家的宗教性便无法体会儒家修齐治平的全部内涵。儒家的经世不仅是政治管理，也是教化，通过身心灵神各层次的陶养把人从生物实体转化为伦理和美学的存在。”这是后人的罪过乎，似乎不尽然。
不只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从来都有拒斥宗教性，热衷世俗性的传统。“一千二百年前，中国就开始反对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义，老子之自然主义，都是极力反对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纪时的大乘佛教变为禅宗，而禅宗不过是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而已。九世纪中，禅宗极力反对偶像，差不多与佛教脱离了。到了十一世纪，儒教又复兴。自此以后，佛教的势力，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后来新起的儒教，成为学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态度，‘致知格物’。”
其实，我们至少拥有一个类似西方文化中的超验传统，即鬼神传统。然而我们对“装神弄鬼”抱着深刻的警惕和苛刻的制裁，《礼记》云：“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儒家文化的世俗性更使得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得不到重视。“子不语，怪力乱神”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不知生，焉知死”，“因神设教”，人们对鬼神心怀敬畏的同时又远离了它。对孔子来说，他虽然不公然宣扬这一彼岸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它之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之有所轻怠。儒家文化对超验传统的有意忽视形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务实精神，这固然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用度和人伦的需求，但又其实又造成了它所主导的道德伦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就是历来我们盛产伪君子之原因之所在。
然而这种超验的鬼神传统仍零星地散落在民间乡野之中，这是我们常常会在民间看到祭灶神，贴门神，做祭祀等种种仪式的残留。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传统在民间的强大力量，目前中国正准备申请世界遗产的广东开平碉楼群，原本是侨民建造的集防盗防洪功用的具有欧陆风情的住宅，“文革”前主人们匆匆锁好碉楼，然后阖家出走，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进入这些弃置的碉楼时，当初主人走时的匆忙依然如昨，什么原因使得这几十年竟没有人进入这些碉楼呢？“这并不是因为当地人遗产保护的意识有多强，恰恰是因为当地民间对这类突然空去的楼的一些非理性认识观念所引起的敬畏感阻止了破坏事件的发生。”如果依科学的眼光来看，这可能只是无稽之谈，然而这一咒语性质的理念几十年来却给无数的人们形成一种无量的心理震慑。那么，如果将我们的道德因素加入超验传统这一强大的震慑力量的话，其结果将无疑会更有效，我们所作所为就会有所顾忌，而不是无所顾忌，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与佛教、基督教等有着彼岸世界的宗教相迥异的地方，这一被儒家文化有意无意地忽视的超验传统也许正解释了我们在市场社会中道德教化的乏力之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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