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当地时间3月24日，举世瞩目的北京2008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举行。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全世界人们都在期盼着这一体育盛事，同时世界各界人士在密切关注着北京的一举一动。一排排西方媒体的探照灯聚焦北京。关于北京奥运的种种流言此起彼伏，诸如“奥运搬迁”、奥运期间北京交通“限行”、《圣经》“禁令”、北京空气质量、流动人口管理、“中国政府制定外国记者‘黑名单’”、“奥运政治化”问题等。西方某些势力以自己对中国的偏见和臆想，利用这些流言挑起世人对北京奥运的不满，他们急于利用奥运会给北京施加压力，以图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针对这种种误读、曲解和歪曲，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其真相呢？在这里，希望大众通过我们精心组织的这些文章，能了解那些流言背后的真相……
1.《圣经》“禁令”无中生有
2.“限行”背后的北京“交通加减法”
3. 奥运背后，谁在表演政治马戏
4. 流动人口管理与政治无关
5. 一则关于“奥运搬迁 ”的事实性错误报道
6. 用“透明的奥运”反击“黑名单”
7. 北京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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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海淑
《圣经》“禁令”纯属无中生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此表示：“中国主管部门和北京奥组委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所谓奥运村禁用《圣经》这样的规定。”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依法从事宗教活动，他们的权益将会得到充分保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北京的许多教堂都有《圣经》公开出售和赠阅，在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大型书店里，《圣经故事》《圣经智慧全书》等相关书籍比比皆是。
来到中关村图书大厦，记者了解到，这里普通的英文原版《圣经》在春节后已经脱销，不过消费者可以选择耶路撒冷版《圣经》，只是它20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比一般的《圣经》要贵出不少。
此外，记者还发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各种版本的《圣经》，普通的中英文或双语版本学生都可自由借阅，在北大三角地也常常能看到二手的《圣经》出售。
在采访奥运签约饭店时，北京贵宾楼酒店、凯宾斯基酒店的管理人员都表示，尽力满足客人的各种需要是他们的一贯宗旨，不可能禁止客人携带《圣经》入住。不久前，记者在入住同为奥运签约饭店的北京长峰假日酒店时，酒店客房的抽屉里就有英文版的《圣经》供客人自由取阅。
在瑞士洛桑接受记者专访时，北京奥组委委员、高级顾问魏纪中也表示，“现在北京的许多饭店里面，特别是招待外宾的饭店里，都放着《圣经》，怎么叫不允许带《圣经》呢？”
“在奥运村里面，专门准备了各种宗教的设施，有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佛教的，伊斯兰教的，等等，专门设立了特殊的、行使宗教仪式的地方。这些设施都建好了，大家可以亲眼所见，怎么能说连《圣经》都不让带呢？”魏纪中说，“所以说，这些流言都是一些很可笑的话，如果连《圣经》都不让带的话，那奥运村里面根本不可能让你举行宗教仪式，但事实恰恰相反，奥组委专门准备设施，让你在里面就近进行。”
可以说，在北京，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普通市民，购买和携带《圣经》都是公开、合法，且相当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某些西方媒体会炒作“奥运村禁止《圣经》”的消息？
作为最早报道所谓禁令的媒体天主教新闻社称，消息来源是意大利著名报刊《体育报》。
但事实上，在《体育报》的文章里，只是提到中国宣布北京奥运村禁止携带“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由于对什么是“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存在疑问，那位记者在文章里提了一句“那《圣经》呢？”结果到了天主教新闻社的报道里，这句话赫然就变成了：《圣经》被禁止带入北京奥运村，“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也被篡改为“任何宗教物品”，随即又被福克斯电视台发挥为“任何具有宗教象征性的物品”。
就这样，一句疑问变成一则新闻，一则新闻又变成了一场风波。对此，一位意大利记者也表示，这样的做法“真是可笑”。
不过，从事情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西方媒体之所以会犯下如此“可笑”的失误，在相关记者缺乏足够的职业精神之外，恐怕也是他们看待中国新闻时那副长久以来形成的“有色眼镜”在起作用。
在福音传道者比尔·凯勒在电视上宣称要敦促美国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同一天，另一家美国媒体在援引天主教新闻社的报道时，也在质问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主流媒体和电视关注这个“大新闻”——这样不过脑子的理直气壮，恐怕不是一句“无知者无畏”就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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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喻静
北京奥运，交通“限”字当头？
2008年初，有关北京奥运交通管制的报道频频见诸国外报端，其中颇令人玩味的是，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限行”二字。
《纽约时报》等美国几家主流报刊直接打出“北京奥运期间将禁止过半机动车出行”的标题。而相较于对“限行”一词的热衷，几乎所有媒体对北京缓解交通拥堵其他方面的努力却只字未提，不免给人一种印象，北京奥运交通“限”字当头。
据了解，这些报道的消息源来自北京官方早前一个例行的奥运新闻发布会，而在该会上北京交管部门表示“北京不排除而且也正在研究奥运会期间对既有的车辆实施必要的管理，预计要控制100万到120万辆的机车。”
然而，数据显示，“100万到120万”这个数字尚不到北京机动车总量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每届奥运会都绕不过“交通限行”这个问题，仅亚特兰大奥运会限行车辆就在250万以上，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据悉将全面禁止私家车出行。北京市交管局一位负责人表示，焦点早已不在于限还是不限，而是限多少、如何限的问题。
“据惯例，奥运会期间一定会开辟一些奥林匹克专线，为了保证奥运专车的快捷、准点，在这些道路上以及场馆周边道路限制其他机动车通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该负责人表示，至于其他道路以及具体采用哪种限行方式，措施仍在论证之中。
由此看来，奥运期间采取一定的限行措施已成为板上钉钉，但面对北京奥运期间有可能出现的交通“井喷”，区区一个“限”字似乎不足以概括北京有关部门的全盘设计。
“有些基本的东西是毫无疑问的，比如公交优先，便捷的地铁出行，这些建设力度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幸福在接受采访时说，“而这些内容都在外国媒体的报道中被刻意地忽略了，他们的报道显然有失公允。”
据了解，为切实缓解主干道的交通拥堵，北京市围绕奥运场馆布局对公交线网进行了优化调整，以减少重复线路，扩大覆盖范围，目前已逐步建立起以快线网为骨架、普线网为基础、支线网为补充的三级公共交通网络。
原有的五条地铁运营线路也全部进行了改造、改进，开始实行新的运行图，平均运力提高14%。2007年12月8日，地铁6号线一期、8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亦庄线和大兴线5条线路同时开工建设。加上目前正在建设的地铁4号线、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机场线以及9号线，北京已有10条地铁线路在同步进行建设。
如此的建设规模在北京交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北京缓解交通问题现在做的正是一种加减法，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做的是加法，实质上就是在疏导，交通管制乃至限行做的则是减法，只限不疏不行，疏限并举才是北京奥运。”冯幸福说。
“北京目前考虑和研究的方向都是围绕改善北京城市环境来展开的，特别是大气质量的保障和交通拥堵状况的改善。”北京交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刘小明曾这样表示。从中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交通限行有可能将不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将成为深刻思考城市交通政策走向的良好契机。
目前，一个对世界各大城市普遍造成困扰的问题是，定时定量控制车流的这种做法是否能有长期实施的价值。
究其原因，公共交通的运力不足难辞其咎，在东京、巴黎、伦敦等世界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已经达到了60%~80%，而尽管北京在公共交通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但目前公共交通承担的出行比例仍不到30%。
通过提高牌照费、养路费、燃油费、停车费等做法来落实限行政策，是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缓解交通压力的共同做法。但北京正尝试着走一条更人性化的限行之路。
前不久，北京市路政局养路费征稽处副处长李公科在做客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时透露，奥运期间如果长时间限行、车辆不能上路的话，必然要考虑退养路费的问题。退费方式将不排除折到下一年的养路费中。刘小明也在公开场合表示，限行不仅牵系着一个城市交通整体变化，还涉及到要广泛服众的社会公平问题，“限行的基础原则是在保证目标完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限行给人们带来的不便”。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为了保证奥运期间的交通，奥运快速路之间、主干道之间、快速路与主干道之间快速联结道路正紧锣密鼓地筹建；同时，无缝链接正成为北京当前的交通便民目标；交通信息建设也成为规划的重中之重，这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使用效率。
在对历届奥运会的评价中，“奥运会影响大众的正常生活”成为饱受诟病的罪状，而筹备北京奥运所带来的方方面面影响却正在惠及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如果北京奥运真能借奥运之机使奥运交通得到明显改善，这将成为奥运留给北京的一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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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的“辞职”风波
□文/刘新宇 范红春
一排排西方政治的探照灯又开始聚焦北京。所谓人权、西藏问题等惯性及硬性压力尚未消退，又以达尔富尔问题挑起责任外交的议题。新春伊始，西方某些势力对中国的偏见和臆想，出现了一次爆发，“奥运政治化”，一时间甚嚣尘上。
200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春节长假还未结束，许多市民仍沉浸在节日的欢愉之中，可对于北京奥组委和中国驻外使馆来说，这个平常的星期二，他们还要谨慎应对一条与北京奥运有关的不平常的消息：
片酬7500万美元的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决定，“辞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的职务。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良知”使他无法继续指导奥运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大型表演。
随即，一个在纽约注册的人权组织“达尔富尔奥运梦”，在其网站上发表“紧急声明”，称斯皮尔伯格“向中国发出了正确讯息”。
与此遥相呼应，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向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向苏丹施压。
斯皮尔伯格的“辞职”，本来可以被理解为“个人”行为，然而，各种错综复杂的消息同时交织在一起，似乎让人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各种消息汇集起来，总会反复涉及一个名字，好莱坞女演员米亚·法罗。
2007年5月，一个名为“达尔富尔奥运梦”的组织在美国纽约成立，主张通过奥运向中国施压。在该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中，米亚·法罗排名第三。而在“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公开信的联合署名中，此人同样有份。
2007年3月28日，米亚·法罗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就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的文章。在文中，她甚至警告斯皮尔伯格，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会像为纳粹拍宣传电影的女导演里芬施塔尔那样受到历史的谴责”。该文发表的第四天，斯氏表达了对中国政府苏丹政策的不满……
对于这位导演一年多来未与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却最终选择“辞职”，美国《时代》周刊指出，“这显然是屈从于米亚·法罗领导的人权运动的压力。”
这个组织不仅向个人施压，也将矛头也指向了奥运赞助商。2007年11月，它对19个主要赞助商发布了一张“成绩单”：微软、Visa等13家公司“对达尔富尔问题不闻不问”，得了“F”，不合格；可口可乐等六家公司“做了点事情”，得“C”或“D”。现在，它正在准备第二张“成绩单”。
与“达尔富尔奥运梦”1月份试图在柬埔寨点燃“圣火”抵制北京奥运相呼应，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也趟进了这滩浑水。
《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随即跟进。而最令人瞠目的是，英国《独立报》甚至未经核实就捏造了一条报道，说“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公开信的最后一位署名者为“罗格”，头衔是“国际奥委会主席”……
一时间，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挂钩的国际反华舆论，似乎正在掀起一个小高潮。
“而各类负面声音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联动’”接受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说，一些以介入政治为时尚的好莱坞明星在前面打冲锋，一些媒体随即跟进炒作，在特定群体里造成影响以后，政客出来卖好，以赢得支持率。
据贺文萍了解，作为联合国人权基金会的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对于人道主义的关注本身可能未必怀有阴谋，但是“达尔富尔奥运梦”、“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这些组织无端把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其背后也不能排除有反华势力的支持。
“这股势力意图很明确，就是企图给中国抹黑，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为了开好奥运而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另外也是出于‘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与非洲发展关系心存不满。”
2007年5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就曾动员100多名议员联名写信要求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威胁抵制北京奥运会。当年3月20日，为了捞取选票，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贝鲁在“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组织的集会上也有类似表态。
“由此看来，一旦受到怂恿蛊惑，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还是法罗等人领导的人权组织，都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贺文萍如是说。
斯皮尔伯格“辞职”的消息甫一传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于2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有违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同一天，针对国外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动抵制北京奥运会，美国总统布什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我将参加奥运会。奥运会在我看来是一个体育事件。”他还表示不会利用奥运会公开谈论政治问题。
回顾这场“辞职”风波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西方某些势力企图借奥运之机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向中国发起攻势，拉开了帷幕。
值得警惕的是，达尔富尔，作为一个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政治议题被“策划”出来的同时，传统的“硬性”政治压力，如所谓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新闻开放问题等等，也在这些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如魅影般依旧萦绕在北京奥运周围。
不过，在世界政治领域和新闻界表面的喧嚣背后，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那些积极的动向。1月24日下午，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和体育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主题为“奥运宪章、北京2008奥运会以及尊重人权”。在德国，以往如果有这样的举动，往往会让人以为某些政治道德鼓吹者又要将人权与北京奥运挂起钩来说事儿。可这次听证会的结论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进步”，“不主张抵制北京奥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刘立群一直在跟踪德国方面的动向。他告诉记者，听证会上一共有8个人发言，主要基调有两个：一是认为政治和体育应该分开，二是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步。“借助奥运中国会更加进步，不应该把奥运和政治联系起来，这是他们发言的主流倾向。”
会后，德国《明镜》周刊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权和体育一起在进步”，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使中国与国际间进行对话，它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法制系统、媒体自由度、反兴奋剂等领域，中国满足了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所有要求。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朗、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内的不少政要纷纷表示，“不赞成把奥运政治化”、“坚决反对抵制奥运会”。与此同时，还有美、英、德、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奥委会下达“禁口令”的报道——不允许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场所或比赛期间发表政治言论、宗教观点或是佩戴抗议标志。
对此，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这样理解：目前在这些国家，一些试图利用奥运会促使中国政治发生变革的社会力量正处于“动员状态”，一些政治敏感性不强的运动员很可能成为被说服、被利用的对象，因此“禁口令”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奥运会期间出了任何差错，一些国际批评家都可能穷追不舍，并且通过有线电视和互联网24小时不间断地将消息传播到整个世界。毕竟，自北京申奥成功的那天开始，成排的聚光灯就已照射到她的身上。
因此，面对西方政治势力和媒体关于北京奥运的危险的政治马戏，需要有高超的技艺，维护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不逊于在金牌数量上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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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昕晔
流言盯上“农民工”
2008年1月9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加强劳工管理政策”的文章。该文说，在今年夏天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中国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中国的民工们今后在注册居住许可时将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从属关系”。
该文援引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观察员尼古拉斯的话说，“中国这么做的动机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奥运会前将北京不希望看到的人清理出首都”。文章中还称：“所有的民工在搬出家乡时都必须向当地警方注册，表明自己是否是党员、团员、普通民众或是民主党派人士。整个注册工作将正好在奥运会开始的8月前结束。”
奥运年年初的这篇文章，让人记起两年前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拟劝返百万农民工”谣言的大肆传播。
截至200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流动人口540万。如何管理这样的超大城市，北京市也一直在做探索。目前北京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采取把管人和管房结合起来的办法。
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钧2007年8月1日在新华网上与网友交流时明确表示：北京奥运会期间不会限制外来人口或者叫流动人口。他指出，从2006年开始，北京率先在全国调整了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即把管房和管人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出租房的管理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合二为一。
北京把管房和管人结合在一起的管理办法，在采访中得到了证实。居住在北京西城区的郭女士表示：2007年7月，居委会对她出租的房屋进行了登记，主要的登记内容是租房面积、价格、租住人的工作、职业和收入等。郭女士说：“只要租住的人有正当职业，就可以租房，没有别的限制。”
来自湖北的徐师傅在北京做家具生意已有7年了，他的生意主要是为建筑工地提供架子床、桌子等。徐师傅住在南三环外成寿寺，那里像他这样来北京做生意的外地人很多，他表示：“没觉得现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登记倒是登记过两次，就是填上租的房子的面积、价格、自己的职业、收入。暂住证是要办的，以前就得办呀。”
的确，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研究决定，2008年1月至5月，要结合《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实施，在全市开展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基础调查工作。
但该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基础调查工作，彻底解决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题，全面掌握在京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基础信息，为市委、市政府制定服务全市流动人口政策提供详实的依据；及时排查化解、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出租房屋管理秩序，为奥运安保社会面控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所有目的都与保证城市和奥运期间的安全稳定有关，而与所谓清理“不希望看到的人”不搭界。
关于两年前那则“劝返百万农民工”谣言，北京奥委会早就发布了辟谣新闻。当年9月27日，北京市政府再次发布新闻辟谣：“‘奥运期间劝返民工’毫无根据”、“‘劝返百万民工’说法站不住脚”。
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北京市建委主任隋振江曾表示，目前在北京从事各类建设的农民工约100万人，其中参与奥运工程建设的农民工数量为30万。民工的去留主要取决于所从事的工程需要，北京市政府没有在奥运期间遣返农民工的规定，“对此，我们已多次重申”。同时，参与奥运建设的农民工在奥运工程完工后的去留问题主要由市场和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来决定，“不是由政府来决定”。
2008年，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北京市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的建筑市场也将出现一些变化。记者查阅了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数据，其中2月3日公布的消息说，2008年，北京新建住房2750万平方米。记者在网站上查到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住宅开复工面积7113万平方米，2007年1~6月北京住宅开复工面积5334.2万平方米，2007年全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可以看出，2008年北京住宅建设的面积相比2006年和2007年有所减少。
目前，北京奥运场馆工程已基本竣工。31个比赛场馆中除国家体育场鸟巢外已经全部竣工，45个训练场馆中有44个已经竣工。
在海淀区万成华府的建筑工地宿舍，记者采访了几位来自安徽的工人。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奥运期间要“劝返”农民工，现在做的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完工还不知道，也没听说会有什么安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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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乐艳娜
流言和“不能透露细节”的声明
2007年6月，一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将“2008年破坏住房权利奖”颁给了中国，声称“为了举办奥运会，（从申奥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时，中国在北京强行迁移125万人”。
不久，这一组织的声明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盛顿邮报》以及美联社等西方媒体竞相报道，一时间成为国外舆论抨击中国奥运的焦点。
为了进一步了解“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对北京奥运相关问题的指责，记者登陆了该组织的网站，在“未来举办奥运城市的强行驱逐和拆迁情况”一栏中找到了2007年6月5日发布的关于北京情况的报告。
除了“125万人被强行迁移”的指责，记者还发现了更为详细的内容：“（中国）用威胁、恫吓、骚扰乃至监禁的手段使他们丧失家园……另外，现在每月约有1.3万人迁出北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很多根本没有得到要迁移的通知，更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有许多人面临着无家可归的风险。”
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据是“基于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文件所做出的现场调查”，至于是哪些声明和文件，以及在哪里做出的调查，该报告并没有指出。
于是，记者向该组织发去电子邮件，希望他们能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该组织的亚洲和太平洋项目协调员丹·尼克尔森的回答是：“我们参考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并在北京进行了调查和采访，综合得出了结论。不过为了保护消息来源，调查和采访细节在此不能透露。”
数字上的事实性错误
既然无法核实消息源，记者只好与“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采取同样的方法：参考中国政府官方数据并进行实地调查。
2007年6月5日，即该非政府组织发布报告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声明，自2002年到当日，北京奥运场馆建设拆迁6037户，拆迁居民均得到了现金补偿和妥善安置，没有一户被迫迁出北京。
2008年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家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声明，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共涉及居民6037户、14901人。在这组数字中，奥林匹克公园为4614户、10355人，约占搬迁规划的80%。其他搬迁分散在五棵松场馆、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福田寺射击馆、曹八里以及四清厂奥运安检绿地等项目中，共计1423户、4546人。
这样，不到1.5万与125万，相差近百倍之巨，“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的数据又是从何得来的呢？
2007年1月，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主任隋振江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中透露，2008年前，北京预计平均每年近6万户居民的房屋需要拆迁和搬迁。在“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的报告中，记者发现该组织就是使用这一数据：“2006年到2008年期间，平均每年有60000户被拆毁，有156000人搬离家园。”按照这种计算方法，从申奥成功到2007年，整个北京的确有125万人因为拆迁而离开原来的家。从报告中还可以了解到，该组织认为，北京中心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对危旧房屋的拆迁以及城八区对“城中村”的拆迁都属于“与奥运相关的”工程范畴。
这样一来，一个“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出现了：奥运工程建设就等于北京工程建设吗？北京市所有的拆迁都与奥运有关吗？如果不举办奥运，是不是就不会有拆迁呢？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曾在奥组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的拆迁工作是北京市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与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这项工作是由北京市政府来负责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保护我们的文化古迹。”负责“城中村”拆迁和进一步规划的北京市市政管理局宣教处处长郭卫东则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与奥运直接相关的那些拆迁工程在几年前就已经结束，至于“城中村”的拆迁规划则从奥运申办前就已开始，并不是因为奥运才要进行拆迁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消息，记者联系了中心四城区中“城中村”拆迁任务最多的崇文区区政府。政府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区“城中村”拆迁工作在奥运以后仍会继续，2009年的规划目前已经做出。如果没有奥运，“城中村”的拆迁工作仍会进行。
“其实举办奥运以来，对中心城区那些老房子的拆迁不是增加了，而是相比以前减少了。如果只看数字，而不看到对比，就批评北京的拆迁，是站不住脚的。”一直在大力疾呼保护“老北京”的《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这样向记者评论“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的报告。
据他介绍，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要整体保护旧城，加强新城建设，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同年4月，北京市城府对旧城内131片危改项目做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论证后实施。2007年10月，北京市提出投入20亿元修缮四合院，不再成片推倒胡同、四合院。
王军说，“为了响应总体规划，大部分奥运场馆和相关工程都不在旧城，而集中在北京城的北边和西边住户比较少的地方，旧城的拆迁根本与奥运没什么关系。”
搬迁户详述生活现状
关于数字的疑惑解开了以后，记者对拆迁户进行了采访，希望能够更进一步了解“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对拆迁方式和赔偿安置问题的指责是否属实。
洼里乡位于北京朝阳区北部，是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奥运村和国际体育展览中心等5个奥运会体育设施将建在这里。为此，共需拆迁居、农民2364户。早在2002年，这里的拆迁工作就已结束，洼里乡整体消失。
记者找到了原洼里乡居民、现在在新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工作的那和利。他告诉记者，在2002年，政府贴出拆迁通告，并公布了赔偿和安置方案，并没有什么“没有收到通知”的情况。“由于赔偿和安置条件都十分优厚，所以搬迁速度很快，我印象中是1个月内所有的居民都搬完了。当然，要说没有任何矛盾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那些老人，毕竟故土难离嘛，不过想到为奥运做贡献，又有丰厚的条件，搬迁还是进展得很顺利的，没有听说有什么威胁或者暴力的事情发生。”
那和利现在居住在奥体花园附近的一个小区里，离原来的洼里乡并不遥远，而买新住宅的钱，“就是当时补偿的100多万”。据他介绍，洼里乡的大部分居民都没有搬得太远，很多居住在天通苑、北苑家园和奥体花园，没有一家迁出北京。
除了赔偿以外，安置条款里还包括为农民解决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等。“除了我以外，洼里乡还有800多人都在新奥物业上班，这是安置条款之一。我们能在原来洼里乡的地方，负责奥运村的物业管理，都十分高兴。”当记者问他现在的生活是否比搬迁前要好，他立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那是当然的。以前我们这里是城乡结合部，现在要算市中心了。而且由于办奥运，周围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很多老居民都会回来这里散步，到处看看。”
那和利的情况与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张家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完全相符：奥运场馆建设所涉及到的居民，大部分是当地农民，现在都已经购买并住进了经济适用房，在养老、就业、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住房保障等各方面，都能够享受到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目前他们主要从事物业管理、城市清洁、车辆清理等工作。
显然，事实与“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对奥运工程拆迁项目的指责，是大相径庭的。
王军在对记者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其实奥运工程在北京是比较特殊的。一般赔偿和安置条件都非常好，拆迁速度很快，但矛盾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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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乐艳娜 杨伶
天气问题“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表示，北京空气中的粉尘含量过高，一些格外需要耐力的项目，如长跑和自行车，可能会被推迟或改到另一天。随后国际奥运会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些项目，可能会推迟几个小时，而非几天。
这一采访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卫报》、德国《明镜》相继引用，将对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的质疑进一步推向高潮。
2008年1月2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担心北京的天气问题，美国的长跑运动员已经开始尝试使用面具。在过去的奥运会中，选手们一般会提前10天到达主办城市，而由于担心北京的天气情况，一些运动员决定在开幕式前72小时再来到中国。另外，已有至少20个国家，包括英国、瑞典、德国和巴西，准备在日本进行赛前训练；荷兰、瑞士等15个国家则选择韩国进行赛前训练。至于美国田径运动员，他们的选择是在大连，而非北京。
同样因为天气而受到影响的还有香港。2008年1月8日，瑞士花样马术队宣布退出在香港举行的奥运会盛装舞步的比赛。退赛的主要原因是瑞士花样马术队的中心人物、现世界排名第四的希尔维亚·伊克拉认为，因为香港奥运会马术比赛进行时气候炎热、高温潮湿，会影响到赛马的健康。
瑞士花样马术队在希尔维亚·伊克拉退赛的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夺取奖牌的。因此，瑞士花样马术队决定将人力和物力集中用于2010年世界杯马术比赛，集体退出盛装舞步这个项目。瑞士马术联合国秘书长阿兰·盖耶对香港比赛时候的气候条件也不太满意，表示虽然瑞士马术队会参加其他马术比赛，但选手只能任其自然，尽量去适应比赛气候条件。
“空气质量不会影响奥运成绩”
其实关于罗格对CNN的谈话，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已经进行了澄清。他在2007年10月到北京来参加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时表示，北京空气质量测试赛时已达标，奥运比赛因空气延迟的风险几乎不存在。
实际上，由于措施得力，2007年北京市完成了245个蓝天的指标。
2008年1月1日起，北京开始实施相当于欧IV标准的国IV燃油标准。同月，北京收获了22个空气质量达标的蓝天，为近9年来最多。目前，北京正在实施第13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将重点治理燃煤、机动车、扬尘和工业污染。
除了这些环保措施，北京市气象局也在为保障奥运期间良好的天气状况而努力。8月，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部门在内蒙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人工“消云减雨”的演练，使用大量新型吸湿性材料，通过在天空上游的大规模播撒，达到“消云减雨”的目的。
其实，从2006年起，在北京已经举行过多次“好运北京”测试赛，来参赛的运动员都没有因为北京的空气质量或天气原因而影响到比赛。相反，测试赛让许多运动员放下了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担忧。
参加“好运北京”2008中国游泳公开赛的德国运动员安特耶·布施舒尔特表示，她曾听到很多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糟糕的传言，但在亲身体验后，她觉得北京空气质量并不差，在北京比赛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国外选手选择日韩作为培训基地，记者询问了北京奥组委媒体服务处处长李京波，他表示并未听说过此类消息：“即使确有其事，也是不必要的担心。我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不会成为影响比赛成绩的因素。”
2月19日，北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刘文斌表示，北京奥组委已与国际田联商定，奥运马拉松的开赛时间为早上7点30分（女子8月17日，男子8月24日），不会因为北京空气状况不理想而将比赛移出北京举行。同时，北京奥组委在编制奥运会竞赛日程时考虑到了不利天气因素的影响，安排了一些机动日以应对赛程调整之需。
其实，在洛杉矶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空气质量都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不过，每一次都有解决的办法。以北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北京奥运会应该不是一个例外。
香港“没有必要担心炎热”
至于瑞士马术队退出盛装舞步比赛，维尔布鲁根在2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从来不谈论那些不来的人。我们只对那些前来参加、力争夺取奖牌的人感兴趣。北京奥运会举行时天气的确非常炎热，但选手们应该已经习惯炎热天气了。雅典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时，天气同样十分炎热，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历届奥运会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北京奥运会也不例外，一切都很正常。
那么，香港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来保证马匹的健康，保证奥运马术比赛的正常进行呢？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香港赛马会的公共事务经理钟文芳。她表示，在兴建奥运马术比赛场馆之前，香港赛马会就已经咨询过国际马联及国际著名专家的意见，考虑到香港的天气情况，采取多项措施，务求将炎热潮湿天气对马匹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马匹抵达香港之日，就可以享受空调环境。马会会使用装有空调系统的运马车运送马匹。在奥运马术场馆里，不仅马厩里安装有空调，而且设有空调奥运室内练习场，这在以往的奥运比赛中是从未有过的。在主场馆和越野赛场地设立有四个喷雾帐篷，在每个帐篷和越野赛场地的马匹等待处都有冷水及大量冰块供应。另外，在这些地区还有冷水喷洒设施及流动降温装置。
除此之外，赛马会还特设了马匹诊所，由一批具有丰富奥运经验的兽医主理，其中部分兽医曾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提供服务，而亚特兰大的天气情况与香港是很相似的。
钟文芳还表示，2007年8月，“好运北京-香港回归十周年杯”奥运马术测试赛已经举行，吸引了来自德国、荷兰、美国、英国、法国等八国选手到香港参赛，并没有出现任何因天气情况导致的不良问题。所以，香港马术比赛绝不会因为天气问题而影响到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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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明
流言炒作外国记者“黑名单”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可能将迎来数以十万计的观众到现场观赛。在他们当中，来自境外的预计两、三万名各类传媒记者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挑剔”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文字、图片和话筒，传递的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新闻，更多的，也许更重要的，恐怕是来自赛场外的对于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所见所闻。在当今世界，一个形象不时受到曲解、误读甚至歪曲的中国，能否原汁原味抑或接近本色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境内外记者的传播。
遗憾的是，在最近对北京奥运掀起的种种与体育本身无关的指责声浪中，外国媒体往往也成为炒作的题材，并借之以对中国的新闻环境进行攻击。一些国外的报道往往无视中国为方便境外采访而颁布的政策和做出的切实努力，总是人为的把境外媒体塑造成受不公待遇的群体，把日益改善的中国新闻环境带来的亮色进行灰色处理，散播中国政府钳制境外传媒、监控来华境外记者的言论。
其中，关于“中国政府制定外国记者‘黑名单’”、“干扰外国记者采访自由”的言论时不时出现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
针对去年11月中旬“中国建立来华外国记者数据库”的传言，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已经进行了严正的澄清，“（中国）没有这个数据库，我也没有听说有建立这个数据库的计划。”
其实，为了履行在2001年申奥时的承诺，中国政府已经在便利境外媒体进行报道方面做出了实际的举措。相比之前，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渠道和便利已经大大增强，而这些举措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奥运会的范畴。
从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采访规定）正式生效。2007年4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政府应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之后8月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一审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评论道，“这为新闻媒体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非典危机推动了中国的信息透明，奥运契机则有扩大了外媒开放”。
针对境外媒体对于《采访规定》在2008年10月17日有效期结束后的担心，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表示，“如果实践证明这一规定符合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目的，是符合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好政策，我们有什么必要改变它呢”。蔡武的表态足以说明中国在对待外国媒体问题上的诚意。
而北京奥组委委员、高级顾问魏纪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奥组委根本没有限制媒体的采访，而且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对媒体会更加开放，而且还在考虑在奥运会后，这些开放政策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他同时补充说，“人和国家对于采访都需要程序和手续的问题，你不能够把某些程序和手续的问题视为限制。这是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程序和手续都是必要的，是对人家的尊重。对于媒体来说，要采访人必须征得人家的同意，你有采访的自由，其他人也有不接受你采访的自由。”
事实上，随着北京奥运脚步的日益临近，与一些外国传媒在炮制中国进行“新闻管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奥组委在服务媒体、增加媒体报道便利上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奥组委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在今年年初用一组数字说明了问题：2007年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已达百场，比2006年增加了70场；参会媒体达9682家次，其中境外媒体超过3600家次；共有290家单位的367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发布会。另外，2007年共收到采访申请740件，安排落实580件，落实率超过78%；安排了3806名境外记者采访，接待人次是前一年的8倍多。
李湛军还表示，今年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还计划把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改为每周两次，而在奥运会期间则是每天两场，并准备采用手机群发的方式传递信息。
在接受采访时，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媒体服务处处长李京波说：“奥组委去年5月发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采访服务指南》为外国记者采访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其中诸如通关手续简化以及开立临时银行账户都是值得一提的亮点，而在过去，外国记者来中国要开个银行账户是不被允许的。”
针对记者信息的收集，李京波表示，在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之前总要就记者的基本个人信息进行登记，这在服务指南中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国际通例，没有必要对此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在一场激动人心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刻，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媒体和记者与其将目光集中到所谓的“针对外媒的控制”上，倒不如多考虑一些在奥运期间宽松的媒体环境中即将展开的真正的新闻大战。这才是考较媒体功力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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