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开始，清明、端午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被列为国定节假日，届时全国放假过节。4月4日近在眼前，执着于清明的人们可以有保证地在“正清明”前往陵园祭扫先人，而不用“靠天吃饭”，碰双休日的运气。传统节日列入国定假日，反映了我们对节日的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
人类之所以需要节日，是因为节日具有多重社会功能。首先，节日通过变乱日常生活节奏，给日复一日的常规安排了一个非常规的“插曲”，丰富了生活内容，调整了个人心理。然而这种“变乱”，需要采取集体的形式。如果个人心血来潮想吃个粽子、划个船，那不叫节日。只有当千万人在同时做出同样的行为、关注同一件事情，才称得上过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节日具有了深层次的文化功能，可以凝聚集体的价值认同，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在现代社会，正式节日还必须是国家的。国家代表民族，有意识地通过节日安排，传递特定价值观。一个节日如果获得国定节假日的地位，意味着将以国家力量来确保这些节日、尤其是其背后价值观的传承。由此观之，一些具体的节日活动，如月饼粽子的可口，划龙舟的娱乐竞技，或者月圆之夜的团聚温馨等，都不是节日的全部，节日作为文化现象的核心是价值观。清明的感念先人、端午的崇正辟邪和中秋的亲睦家人等观念，才是这些节日的真实内涵，而与节日相联系的所有习俗包括物品和活动，都只是使价值观得以被感受的载体。剥离了所象征的价值观，节日就失去了灵魂。
再具体到清明节。相比中秋异化为以月饼送礼的日子，所谓“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端午悄无声息，粽子差不多成了日常点心，清明在所有传统节日中“一枝独秀”：没有国家支持，不见商家炒作，但却获得国人的自发奉行。年年岁岁，4月5日前后，总有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扶老携幼地前去扫墓祭祖。即使在素以新派自诩的上海，“土得掉渣”的清明也能动员起超过700万的市民，挤着堵着涌向城郊和周边地区，只为奉上一瓣心香。“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时”。何其虔敬的举止，何其执着的心灵，何其强大的传统！可以说，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清明背后的价值观，认真思考这些看似同现代生活无关，曾一度被拒弃的传统观念，到底在当下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比如，相信人死而有知，习惯嗜好一如生前，并祈求先人保佑，确实有古代巫魅的印记；焚烧纸扎的器具人俑，既污染环境，也有悖于现代观念；在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当下，推崇祖宗、强调血脉，似有所不宜。但清明是否只传递了消极的价值观，或者说清明所传递的价值观是否只具有消极的社会功能？答案显然不会如此简单和绝对。
对生死的好奇，是自觉生命体的本能，即使不完全合于科学理性，但也是人之常情。与其他民族借助神和彼世来安顿心灵的做法不同，古代中国人将对个人生死的追问化入与祖先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不但有效舒缓了个人面对生死问答时的心理紧张，还使得一粒无解的形而上种子，结下了生活责任的形而下果实。这种基于个人立场的感恩，完全可以转为对一切有贡献于民族和国家的先贤先烈的追思。一旦碰到小家与大家彼此冲突的情境，它更倡导两者兼顾下的利益平衡。比如处理好小家内部关系，对大家就没有一点贡献？当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通过思念祖先的生养之恩，激发个人对血脉所及的责任感，就一点无助于增进家庭美德？尤其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要求开始由生活水平向生活质量转变，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渴望增加精神含量，所以今天，感恩、责任、使命等理念的凸显和强化，正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一般宗教的升华和超越形式。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对现世生活的专注，对家庭的尊崇，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所有这些在清明习俗中清晰可见的价值理念，并非如人们时常哀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清明节终于获得国定节假日地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尽管每个时代有其局限，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都会有些偏颇，但时间会缓解或消除时代的偏颇。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在民族生活中持续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成员的心灵，并外化为个人的日常行为，进而扩大为节日现象，这样的价值观在历史发展的大舞台上总会站上突出的地位。
从这一角度看过去，清明节之列为国定节假日，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拯救”，而是我们对文化之根的体认，对文化生命力的体认，对民族历史的体认，以及在所有这些体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人们可以做的，不仅有合理选择，还有尊重传统，与时俱进，充分展现其当代意义。这恰恰是体现文化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恒久主题和重要环节。
（顾 骏/上海大学教授、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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