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是一年高考时。
又是一次抉择到。
每年6月7日至9日这三天，总是牵动无数考生和家长的心。寒窗苦读12年，大学梦圆在今朝。对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上一所好大学，是迈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但与前些年中国大学粥少僧多的局面不同的是，如今中国的学生，拥有越来越广的选择范围。香港、新加坡、欧洲、美国等高校，都向中国学子打开了大门。
当海外高校纷纷开始抢夺中国优秀人才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开始思考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
哈佛大学的华人教授丘成桐曾炮轰中国高校“唯利是图”，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今年5月4日北大110周年校庆的圆桌会议上，也对现今中国大学市场化趋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市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渠道向大学渗透，腐蚀了大学精神。
而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日中国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与“定力”。在钱先生看来，北大现已“失去精神”，正在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堡垒”越行越远。
是否，中国大学教育到了该反思之时？
□文/储朝晖
中国大学精神来源之众说
“尽管我国早在公元前15——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太学’、‘国子学’、‘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尽管《大学》中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理念；但严格说来，近代大学发源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亦是从西方引进而来。”
“中国大学理念和制度都是西方大学理念和制度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的大学理念萌发于清朝末期，经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的发展而逐渐确立”。
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有陈平原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并列举教育史家伍振、熊明安、高奇、曲士培、毛礼锐等人的观点为证。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依据对古今中外大学的研究，大学精神发展与传承的机理是积淀与认同。没有人类文化的积淀，就没有人类精神的生成，更不可能有大学精神的形成，所以文化积淀是大学精神生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积淀为新的精神创造储备了源头活水，源头越丰，活力越足。认同是不同时期大学精神相互关联的内在纽结，是大学精神传承的线索和依据。文化认同是大学精神产生的根基。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的最初形成不可能是个别个体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它必然需要特定群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共同生活来确立，每个个体相对于群体的价值系统而言，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是认同，例如中国古代学人对“道”的认同。先秦的三大学派——儒家、墨家、道家，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
大学精神认同的具体方式常常是特定时代的人通过文本及其他线索与此前产生的原初智慧和哲学进行对话。文艺复兴及欧洲近现代大学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建立如此，孔子“从周”也是如此。范仲淹一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欧阳修、蔡元培等众多后世士人反复解读，并不断生成新的士人精神。蔡元培对中国古代“士”的价值与德国大学理念的认同也是如此。在这种对话中，后来者会对原初的价值进行“损益”，如中国“古代的礼乐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更是将其方向“转入了‘人道’领域”，以至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向人道的倾向。
总体地看，大学精神形成、传承的机理即是积淀与认同，积淀是前提，是基础；认同是后人对积淀的再选择。无积淀则此精神无从产生，没有认同则此精神失去传承的机会。由于认同在其中起作用，所以对中国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不只是事实判断，还必然包含价值的判断。
中国大学精神源头探析
关于中国古代的大学与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关系
蔡元培认为：“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庠，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亦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代太学演化而成也。”这里他承认了中国古代大学的存在事实，否定了中国古代大学与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生长，尽管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少”。这说明蔡氏认同的文明之根在中国。
梅贻琦的看法是：“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即主张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虽与西方的大学制度不同，却精神相通，话语中暗含中国大学精神并非源自西方之意。
竺可桢同样认为：“我们中国有现代式的大学，虽还只是近四十年间事，但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
胡适则承认中国大学的断续性，同时肯定其远古起源：“有关于公私立大学校的延续问题，我国可考的历史固然已有四千年，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有过六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我国第一个大学是在汉武帝时，由公孙弘为相，发起组织，招收学生所设立的太学，这所太学，就是今日国立大学的起源……到第二世纪，这所太学的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比当今之哈佛、哥伦比亚等，毫无逊色。”
大学是在文化基础上生成的，作为文明体系的丰富的文化需要且只能由大学来承传。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明绵延数千年延续至今，其中若无大学，何以为继？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之一，它在世界文化中的领先位置保持了许多个世纪。由于地理和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东亚逐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称东亚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大学精神的表述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京大学，出自《史记》、《中庸》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出自 《用易大传》
“允公允能”，南开大学，自创，中国群体本位思想
“刚毅坚卓”，西南联大，自创，源出阴阳家学说
“诚朴雄伟”，中央大学，自创，“诚”出自《中庸》
由上可见，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西方大学精神，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丰厚的文化积淀中。
北大精神的源流
蔡元培192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所作的演讲即把中国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制度结合起来。北大的制度或多采自西方，北大的精神则多源自中国远古。季羡林所认为的“士”的精神，丁石孙所说的“与中国古代先贤一脉相承”，以及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全学纲领》第四条明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蔡元培也明言北大“当开办的时候，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过程上考察，北京大学的精神主要体现于三件事：一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二是新文化运动；三是“五四”运动。“这三件事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因而北大精神“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得以形成并突显和高扬出来……学校精神的形成，是学校与社会互动的产物，是知识与社会碰撞的结晶……北大精神，是当时中国特殊形式下的产物”。这种结论多少反映了北大精神来源的一些真实情况。
简而言之，北大精神是以中国文明为根基，容纳古今中外诸多思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进行创新的精神结晶。
清华精神的源流
“清华早期虽然渗透着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不断发展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影响之下，清华一建校便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庚子赔款’的民族屈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鞭策着清华学子发愤自强，追求真理，振兴教育科技事业，投入到炎黄子孙前仆后继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之中。”
可见，清华精神依然发源于“明道救世”，是清华人在特定时空及文化背景下志于道的精神体现。建校之初，清华学人提出了“中西兼容，古今贯通”的治学主张，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治学三境界”，在我国学术界影响颇深，脍炙人口。清华早期，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勉励清华师生进德修业，发愤图强，知难而进。
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的思想，除了他多年的实践，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对儒家处世哲学，心领神会，又笃信基督，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而形成他独特的人格。所以梅贻琦认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清华学人是清华精神的主体，“清华大学在发展初期，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清华学子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首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贯通古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被称为‘清华文化派’；以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熔铸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优良传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清华精神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新生精神。
南开精神的源流
首先不能不看到南开创办之初对美国大学的模仿，然而不能由此得出南开精神完全源于美国的结论。1928年张伯苓再赴欧美考察教育，顿觉教育之不振固为中国病，而教育之不能“土货化”尤为中国大病。因再申前旨，力推“土货化”于南大。历史、全面地分析南开精神之源至少可得以下结论：首先，南开精神本原上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内发的，而非外灼的，其带有中国传统的“明道救世”烙印。其二，南开精神的主体是南开人，南开精神也不可能以外来的精神为源头，而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融合中西价值解决中国大学发展实际问题过程中进发出的精神。其三，南开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受到日本、欧美文化影响，还受到国内南开校外的各界的启发。南开精神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对大学精神的一种取向，它源于中国社会，源于当时众多杰出的学人基于中国传统与全球视野的卓越见识。其四，南开精神的具体内涵也是以中国传统为本。如提倡社会本位的“公”、中国文化传统的勤俭，提倡 “土货化”而非“西洋化”等等，只是在强调“能”、实干、协作等方面吸纳了欧美文化的优点。简言之，南开精神是沿着中国五千年文明主线，在其内在发展逻辑之上形成和发展的。西南联大精神简单说是来源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若更深一层理解西南联大精神的源流，不能不看到联大当时所面对的突出问题即抗战救亡，具有浓厚的 “明道救世”、 “士志于道”的中国学人传统。
上述史实表明，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来源于当时一批中西兼通、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学人融合中西文化、结合当时大学实践所进行的创新。它的源头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中的 “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吸纳包括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大学理念在内的人类多种文化的共同体。或者说中国大学精神就是 “士”的精神，“道”是其核心，从而确保在朝代兴替繁复的久远历史中，“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价值观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一贯”。正如梅贻琦先生当年所识：“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中国大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它深厚的根基。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研究若不考察其源头就不会看清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也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大学精神本身。
对于当今中国学人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体知，谈创新实际上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是本文的目的。#p#副标题#e#
□文/任剑涛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
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不然。
动态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如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在北大校长之前，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庆典，由党委书记主持；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
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社会的关注。
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终于成为一所主义的大学。所谓主义的大学，是指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存在而在。它的特殊功能与它的运作原则被隐匿于它的普同性政治功能与它的准行政机关运行方式后面，它作为学术旗帜的象征意义也隐匿于作为政治变迁的象征意义背后。#p#副标题#e#
西方：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西方大学的起源
西方现代大学最初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13世纪的某一天，一群年轻僧侣聚集在一起讨论“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这一偶然的历史细节间接地促成了西方大学原始形态的形成（宗教神学院），同时僧侣们追求真理和人格完善的精神气质也深深植根于后世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中。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说，这些初始形态的教会大学（即“中古大学”）是“非常黑暗”的中古时期“一些非常耀眼的灯光”。
西方大学精神的变迁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形成，带有浓厚神权社会性质的“中古大学”模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新大学运动”风起云涌，那些新兴的大学几乎彻底抛弃了古典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完全以市场为主导，排斥宗教教育，专门培养实用性的技术人才。“是坚守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一单项选择题成为英国教育体制（也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关键问题，也是后世教育改革者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后在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一所新创办的天主教大学（都柏林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这些措辞略显艰涩但却充满激情的言论后来被整理成书，即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著——《大学的理想》。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给大学定义：“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的地方”。因此，大学就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的教育应该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自由教育”和“博雅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的使命则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即人格的自我完善）。正基于此，纽曼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的实用教育观，并且反对科学研究（坚持大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而非发展知识），反对专业教育（认为狭隘的专业划分会使学生的心智变得狭窄），同时强调大学的独立与自治。
然而不管纽曼如何雄辩涛涛，宗法社会的瓦解还是不可避免。随着市民社会的最终确立，新兴中产阶级对大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化诉求日益扩张。到了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这一历史事件被视作“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科学研究被系统引入大学体制，并且“发展知识”的重要性超过了“传授知识”；同时“服务于国家利益”被作为办学的第一宗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的社会职能被充分强调。虽然大学的体制不断变化，但是诸如大学独立、人文教育等传统大学理念还是得到一贯的坚持。洪堡特别强调“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知识体系本身的自我完善”成为柏林大学科研的最高目的，同时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在对待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态度上，洪堡与纽曼一致：“反对不从知识本身，仅从知识的实际益处来评价知识。”在他看来，“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职业性教育的任务应由高等专门学校承担。”
不过功利主义的隐患毕竟存在。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巩固，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迅速膨胀，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专业化、实用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本身也难耐寂寞，早先鼓吹“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家尚且能坚持大学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独立理性价值，现代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者则完全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自古以来“学袍”与“市镇”之间那道保证大学独立的高墙被一批批推倒，“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消失了。”
中国：从“政治正确”到“经济正确”
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的蔡元培先生，是出身于前清翰林院的一名准士大夫。在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中，这位已经成为“北大精神”代名词的前北大校长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先生更是将“砥砺德行”作为其办学宗旨：“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这一强调道德修为与人格完善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纽曼当年的大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除了在对待科学研究（这一方面蔡元培吸收了洪堡重视“发展知识”的观念）和宗教介入的观点上两者相异之外，二人在通才教育、大学独立等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然而正如纽曼的大学理想最终遭到颠覆一样，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也难以维持。与纽曼所处的时代不同，蔡元培大学理想覆灭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会转型的压力，而是政治势力的压迫。诸如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一开始就遭到各种政治保守势力的反对。此后这种独立治校的精神虽然得到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延续，并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国民政府无暇内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出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大多数时候一直都是在各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
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趋于统一，这种本来根基就欠牢靠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被彻底摧跨，取而代之的是以集权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模式。五十年代规模庞大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瓦解了此前几代自由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高等教育成果，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原先的学术带头人被赶下讲台；综合大学被逐一分割，各种专门学校逐一设立，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被彻底打破。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的诸多教育理想统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口号中被格式化。到了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学居然完全停办。这种教育体制调整的恶果我们至今仍可清楚地看到：学术断层，官本位严重，机构臃肿，专业壁垒过于森严，人文教育倍受冷落……在新时期以来历次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当年的蔡元培与北大，并以当年“兼容并包”的老北大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这样的回归多少令人尴尬，我们的高等教育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结果还未恢复上个世纪初的基本水平。
更为尴尬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在意识形态稍微松绑之后，旋即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只有民间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还记得蔡元培和他的大学理想，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
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八十年代的校园风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与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在以“经济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穷经皓首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理所当然地被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的大学匆匆推倒隔离在“学袍”与“市镇”之间的肃穆的高墙时，西方的教育者们又开始重新筑起这座高墙。随着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异化危机，经济利益至上与人文精神沦丧给现代大学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逐渐暴露。曾经热情呼唤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用主义理论鼓吹者德里克•博克已经开始警告醉心于“追逐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他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给人类未来的精神前景带来了存在性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将导致未来的学生只会因为就业需求而上大学；而课程过分专业化以及人文科学的缺席，则会使得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这些忧虑在中国那些刚刚从“教育产业化”中尝到甜头的改革理论家看来，实在是无法理解。“是坚持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种转型社会共有的两难抉择在我们的教育家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口号支撑下，气魄宏大的改革者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象牙塔理想，令人触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转型期的阵痛，不足挂齿。
同样是面对现代社会的诱惑，以提倡“名著阅读”而享誉全球的美国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就美国泛滥的功利主义教育不留情面的提出批评：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从而违背了西方传统的科学与文明。社会的混乱给教育带来了危机。大部分大专院校多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实施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实用重于学术，甚至把大学仅仅当作社会服务站。大学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分歧，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赫钦斯的批评虽然针对美国，但其针砭的现象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实用重于学术”、“教育系统一片混乱”、“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等情况在中国的恶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我们的教育家们似乎尚未知觉：我们急与接轨的对象已经开始扬弃的东西，正被我们废物利用般地当作宝贝。盲目的发展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在经过历时一百多年的构建、改造、断裂、重组之后，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如何加快发展，如何与国际接轨，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这种最基本却也最欠缺的常识性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中，重温西方古典的大学传统，甚至是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应该不是多余。大学独立、通才教育、人文主义，这些曾经为历代教育者誓死捍卫的大学理想传统，我们已经陌生得太久，现在是时候回归我们日渐肤浅的视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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