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王蒙做客湖南卫视文化节目《零点锋云》，与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对话。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是“没有昨天”，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缺乏中国特色。
作为与历史联结紧密的老一代作家，王蒙先生发出这样的谓叹是很自然的。历史之于他们，是一种民族记忆，更是一种思想重量，历史贯穿了他们整个的学养体系和写作生涯，复活和反思民族历史，遂成为他们无可回避的责任。在经历了不同社会阶段之后，饱受政治洗礼的老作家更深信，没有历史元素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轻飘的，缺乏民族性的。显然，王蒙的遗憾中其实包含着浓浓的期望，那就是寄希望于新生代作家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而80后作品中的历史断裂危机，让他看不到希望。
但王蒙对80后的批评，却有失公允。批评一个群体，必然不能忽略其后的教育背景和生存环境。我认为，与其说80后在“躲避历史”，不如说是不懂历史。首先他们长于盛世，苦难经历和忧患意识相对不足，生活的安定很难让人去历史中求解现实困惑，即使涉猎历史，也大多出自个体兴趣，对历史的研究仅止于了解而非解剖；其次，我们缺乏一个重视人文历史的教育环境，当代教育接轨西学欲望日炽，历史作为初、中级教育阶段的辅助学科，对学业的实际补益不大，功利性教育倚重的是学分资源，而历史及人文专业的就业难现状，让历史更成为一个冷门专业，即使“北大历史系”也难对文科生构成足够诱惑；再次，现代人阅读方式距离古代治学越来越远，以年轻人的古文水准，读懂通俗典籍都不容易，遑论钻进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考据求证，更不用说还要把研究成果融入文学创作。
显然，王蒙先生对年轻作家的期望太高了，即使他那一代作家，也未必能胜任传承大业，许多作家笔下的历史，更靠近一种伪真实。比起新生代作家，他们也许更懂得生存之道，一些人在文革中表现出的政治和文学态度，甚至引发了新时期的“忏悔文学热”。当然，老一代作家对宏大叙事和历史重大问题的一贯迷恋，态度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最终却可能演化为某种僵化和保守的东西，那就是害怕各类形式的文学创新与探索，害怕体制性文学被边缘化。新时期文学跌落至今，和这种心态不无关系，主流文学一直排斥探索和另类，致使先锋文学、魔幻主义、新写实主义、痞子文学最后大多草草收场，少数胜出旁门左派的顶尖作家，最后也基本选择被主流“招安”。与“体制”握手言和，似乎成了中国作家逃不出的宿命。而主流和严肃文学之所以没有对手，除了其赖以生存的体制太过强大，还在于它不断用历史、时代、政治、革命之类的宏大主题概念强调和加固自己的地位，而这分明让人看到了比“躲避历史”更危险的文学态度。
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品，我读过一些，感觉与老作家相比，他们少了许多负重意识，而更多时代和群体的真实。读他们的作品，轻松、亲切、耳目清新。这一群天生不受时空、国界、地域和观念限制的新人类，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必然要通过文学传达出来。应该说王蒙对80后作家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但我的理解是“没有特色”可能正是这一群体的创作特色，“没有昨天”恰恰是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主流文学看来，这些“小毛孩”，可能比苏童那一代令人头疼得多，他们天生不受驾驭，不屑“体制”的诱惑，极端迷恋封闭写作和个性化生活。而郭敬明经王蒙力荐进了作协，其独立写作态度也并未因身份变化而变化。我觉得，以文学的发展态势，韩、郭不论是成为文学未来的接钵者，亦或只是过渡性人物，他们对转型期文学的贡献还是可圈可点的。
王蒙对80后的批评，韩寒对冰心、老舍的“不敬”，以及文坛三天两头的“对掐”倒是让人感到，文坛的空气是越来越浮躁了，这显然比“躲避历史”要严重得多！我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对手不是同行，而是自己，自视甚高让作家眼高手低，更让他们脱离国情和现实。文学之所以走到如今，基本是眼中无大众的结果，显然，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不是补习历史，而是深入时代，大时代精彩纷呈，作家的笔下却日益干涸，怎不教人尴尬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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