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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改革开放30年 与中国文学研究

redianlengkan 2010-12-10 18:11:04 总第057期 放大 缩小

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关爱和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整体性眼光、多元研究视角与深入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总体风貌,在学科意识、新旧阵线、研究队伍、资料工作等方面产生了许多成就,但还需要在自发研究状态模式、重小说轻诗文的避重就轻研究趋向、学科建构等方面努力。而高建平从美学复苏、学院化、新保守主义与后学合流、美学复苏、中国特色美学趋向五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做了总体扫描。陈伯海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必须去除那种用西方文论来套中国文学的单向阐释模式,而要建构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既要借鉴西方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现象,又要立足中国文论实际来反观西方理论的有效性。金惠敏认为马克思文论研究的深化不仅要从马克思元典出发,还要加强马克思文论与社会现实、文学现实、当代文论的对话。

文学研究与文化生态及当下性关系

 1、文学研究与文化生态。党圣元从新世纪文论发展的文化生态处境观照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认为必须突破“地方性”与“普适性”间尖锐冲突的生态困境,寻找自身的价值立场、理论话语和自我认同意识。鲁枢元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只许进步不许退步的单一直线发展是不妥当的,如“退步论”作家沈从文曾被当作“落后”、“反动”作家清理出中国文坛。其实“进”与“退”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生态批评语境中需要反思“进步论”,给“退步论”文学以更多的宽容和生存空间,从而维护健康的文学生态。张云鹏则认为文学研究的发展应该注意从多元共生到混融整合。

2、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刘跃进认为,随着各地移民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三辅地区的汇聚,西汉文化出现了法儒道的交融,经学与史学互证的传统、官学与家学并立的形态逐渐得到确立,以经史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在三辅地区日渐形成,推动了三辅地区的文化变迁。王国健对改革开放30年来岭南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梳理,认为需要在理论研究、岭南内部地域、中外影响研究、多区域交互影响研究方面进行突破。而朱东霖则认为,苏州是北京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策源地,并从通俗文学的源头、金圣叹理论批评、王艮心学的人性肯定、鸳鸯蝴蝶派的成就及现代性文学观念、翻译小说的成就、新兴小说理论探讨等方面进行了考证。李继凯就西部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话语建构、现状反思及未来展望进行交流。

3、古代价值观的当下阐释和弘扬。刘扬忠以宋辽金文学里的爱国主义书写全新阐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认为应注意四个问题:褒扬古代作家追求国家统一的思想;高度肯定古代作家的宽广胸襟与民族忧患意识;唯物辩证法方法;多民族建构的爱国思想。查洪德认为,惟有通过对元代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与元代文化精神作通观性研究,才能有所裨益于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当下建设。

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论

1、人文主义价值判断。刘思谦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认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态环境和精神空间,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女性文学研究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功利化到学理化的转变,出现了学理性与个性化、多样化的统一。并认为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还不完整,应该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是“革命压倒启蒙”。同时也对当下文学研究的“革命政治化”倒退动向感到担忧,希望研究者不要遗忘历史,珍惜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和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近三十年来人们审美观念的进步,是与反思俄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王长华则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与政治话语保持距离。

2、史料梳理。刘增杰在《由史料征集到学术发酵》的发言中就30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文学史料征集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其成就、意义进行全面梳理,但也提出了当时历史限制、文献禁锢、问题遮蔽、经济不足的学术局限,并呼吁学人重视文献史料梳理工作。刘进才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问题认为需要跨学科的史料梳理和观照。

3、文本研读与历史语境。孙先科认为“十七年”小说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相对于小说文本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言,对它的研究仍然具有拓展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细节化、个案化和方法多样性视点上切入并深化“十七年”小说研究。对此,耿占春认为文学研究必须进入社会历史语境,90年代用历史的概念代替具体的历史经验表述,使得十七年小说重读被某些学者理想化表述,这不符合经验的历史感受,研究者不能抽空历史经验和抹杀伤痛的历史记忆。而吴晓东根据自己对20世纪中国诗化小说的研究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回到文学本身及历史现场,坚守文学性与审美立场,在文体、语言、形式、审美方面通过文本细读寻找作家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诗性探讨方式,从而揭示文本与历史的复杂性。

4、问题意识的凸显。张中良认为,我们需要警惕海外文化观念和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国家问题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现状产生了历史偏差,在民族国家理论运用上出现了为人家做注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等错误研究,需要研究者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纠偏。并呼吁建立独特的中国话语体系。黎湘萍认为,对西方文论的质疑首先要了解西方,对原著下功夫,只有真正了解才能充分运用,如果不了解西方文论的脉络与产生背景,就挪用它来阐释中国文学,这是不符合逻辑的。陈跃红就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化与学科主体性的成长进行发言,认为研究者要警惕问题意识的匮乏。对此,高建平则认为,问题意识通过话题凸显,而话题要在学术前沿、历史、现实中进行创造性寻找,要注意学术生态环境。而张清民认为,当下研究者理论意识不足,缺乏实证研究,对概念、术语、命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存在隐忧。王向远对当下文学学科研究量化的学术管理体制进行反思,认为用理工科量化方式对文科进行管理是有缺陷的。武新军则认为,文学研究的开明派学人与守成派学人需要相互对应。

(编辑:朱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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