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杨孝明45岁，重庆的哥，从业7年，曾参于过近十次出租司机维权活动，自称是“重庆出租车司机权利探索者”。“11 3”罢运事件后，他被疑为罢运煽动者，被4次叫去谈话。
新京报：听说你被相关部门叫去谈话了？
杨孝明：是的，从4日凌晨开始，我总共被叫到公安局4趟，笔录就做了20个小时。他们怀疑重庆的哥罢运事件，我是煽动者。
新京报：你究竟有没有参与罢运？
杨孝明：我没有参与。我不同意集体罢运，即使暂时没有效果，也应该坚持合法手段。像这次有些罢运的司机，去砸运营出租车的玻璃，就是违法行为。
新京报：你在事前知道要发生罢运吗？
杨孝明：这个我是知情的。今年10月28日，针对出租车拒载、宰客的现象，重庆交通部门出台新规，凡被投诉3次以上，将吊销公司两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于是出租汽车公司规定，司机若被投诉，除了交通部门罚款外，公司还要再罚。
的哥生意本来就不好，这也就成了导火索。10月30日前后，就有人在夜班司机中散发传单，声称大家要团结起来，11月3日集体罢运。具体哪些人组织，我不太清楚。
新京报：那相关部门为什么怀疑你是罢运的煽动者？
杨孝明：因为这些年我以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大小维权了近10次，有过公开的行政诉讼，也有过公开征集的哥签名，属于“屡教不改”。所以出事，他们肯定怀疑是我。
新京报：你是不赞成罢运的吗？
杨孝明：因为罢运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希望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诉求。
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阻止他人车辆运营，甚至砸车，就是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虽然法律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得经过申请、同意，才能行使。而大部分司机罢运是没有通过申请的，所以实质上违法了。而且也有一些地方的的哥因罢运被抓，后被判刑。
初次维权，铩羽而归
新京报：你第一次维权是什么时候？
杨孝明：2001年4月，当时我给市运管局、物价局、总工会等相关职能部门送去一份公开信，呼吁政府改善的哥生存环境，并联合35名的哥签名。
新京报：你们呼吁了哪些内容？
杨孝明：四方面：一是城区出租车运力大于运量，黑车横行；二是以罚养警，巡警乱罚款；三是“板板钱”（份子钱）太高，比上海北京的都多，而我们的起步，却只有5块钱；四是出租车承包费用高低，全凭私人关系，4年费用低的15万，高的24万。
新京报：部门反应如何？
杨孝明：除了个别单位拒收，大多数签收了，但此后就没人再联系我。
新京报：后来的哥生存环境有改善吗？
杨孝明：我没看到有明显改善。那年6月11日，爆发了一次出租车全城罢运，规模比这次大，持续一天半，有砸车和游行示威。
新京报：你担任了怎样的角色？是主导者？参与者？还是阻止者？
杨孝明：我被动停运了。因为车开出去，就会被砸，所以也不能算是罢运的参与者。但的哥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恶化。后来我参加了与运管部门的协商。但是，改善的哥生存环境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7年维权只赢一次
新京报：你在博客里说，7年的维权，你只赢了一次。
杨孝明：是的，那是2001年10月底，我以巡警乱罚款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历时一年半，最后赢了。
新京报：为何提起诉讼？
杨孝明：罢运后，巡警罚款更严了，很多不该罚的他们也罚。那天，我在出租车候客场等客。巡警上来罚了我200。我说这里停车不违规。他没理睬我。去向巡警大队长申诉时还被辱骂。我先通过行政复议，没结果，便把巡警告上法庭。
新京报：诉讼顺利吗？
杨孝明：我的司机朋友里，99%的人都不看好我。一审因为有人作伪证，我败了。二审进行一半时，法院以“案情重大”为由，中止审判。我开始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大写信。2003年年初重新审判。
新京报：听说你花了1年半时间最后只赢了200元？
杨孝明：是的。不过这之后，巡警就不管交通了，专由交警管，出租车上下车环境也改善了不少。
设想的哥入股出租车公司
新京报：虽然7年里你一直在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但不是所有的哥都像你那样，罢运潮还是发生了，你对此怎么看？
杨孝明：的哥受公司各级盘剥现象太严重。在出租车行业，有这么一个利益链条。公司拥有出租车指标，也就是出租车经营权。然后驾驶员付费承包这经营权。
而驾驶员又分为主驾、副驾和顶班。主驾通过各种关系承包了经营权后，再将其高额承包给副驾和顶班。
新京报：如何成为主驾？
杨孝明：要想成为出租车的主驾，首先得准备一大笔费用。它包括承包费、保证金以及给公司承办人员的“好处费”其中保证金和“好处费”一万余元，承包费的多少由出租车公司自定，并依据承包人关系的程度上下浮动。目前这个费用在重庆的行情为10万元左右。
而主驾的经济风险，自然会向副驾、顶班寻求分摊。
新京报：所以温州就实行备案制，让每个司机都享有出租车经营权。
杨孝明：是。但在目前的行政许可下，唯有公司才能获得出租车经营权。所以，7年前，根据众多的哥倡议下我就想成立一个人民出租车股份公司，以获得经营许可。
新京报：它和通常的出租车公司有什么不同？
杨孝明：就是想通过的哥入股，成为公司成员，每个的哥既是劳动者，也是出租车的所有人，就不会被盘剥。
新京报：申请公司时顺利吗？
杨孝明：2006年3月，我们向市运管局提出许可证申请，申请发放2199辆车的经营权及许可开业。得到的答复是，要求我们提供出租车指标证明，经营权证明等内容。
新京报：你们有指标吗？
杨孝明：没有。重庆主城自1997年以来近10年未增加一个出租车指标。除非去购买进入交易市场的指标，但一个动辄七八十万元，负担不起。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办？
杨孝明：去年5月，我们以市运管局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驳回我们的请求。
新京报：现在呢？
杨孝明：没有结果，只能等。
“薄熙来让的哥看到希望”
新京报：7年维权，你的同行对你持怎样的看法？
杨孝明：在态度上，普遍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他们也大多觉得，这样温和的方式，再有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其中，更有极端的的哥，甚至认为你整天为政府部门提意见，就是作对，是以卵击石，所以这部分人对我冷嘲热讽。
新京报：那维权这7年，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孝明：其实，金钱上的损失，我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精神上，维权让我感觉身心疲惫。在事业上，我也因为维权而丢掉了工作，也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捐助，所以也过得不容易。
不过，我因此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会偶尔帮助我，这让我心里感觉挺暖和的。
新京报：我看到你的博客上写着“事实证明，出租司机维权比登天还难”，这次的罢运，你觉得在的哥维权方面，有所改善吗？
杨孝明：我还是得说，我不同意罢运，我愿意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哪怕是多等待几年。不过，我也理解罢运的的哥，因为在长期的利益被盘剥，又申诉无门的情况下，的哥被“逼上梁山”是很正常的事。而且，通过认真反思这次罢运，还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新京报：你说把坏事变成好事，指的是什么？
杨孝明：在政府处理罢运过程中，薄熙来书记能亲自与的哥对话，这让我眼前一亮，为了这一天，我等了七年。
新京报：你觉得，与薄熙来书记对话，是解决重庆出租车行业困境的办法？
杨孝明：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出租车行业制度变革。但薄熙来书记的这个对话，却是一个信号，它说明的哥的利益诉求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他让我看到了希望。
新京报：看得出来，你很兴奋。
杨孝明：是的，今天还听媒体上说，交通部门在设想将出租车经营权下放，这都是引起高层关注的结果，所以我对今后的事态发展拭目以待。
(本文来源 新京报 编辑 莫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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