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党和国家老一代其他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也都很关注物质微观结构的研究。毛主席曾从哲学的高度，对物质微观结构提出了“一分为二”和“无限可分”的论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中国经济实力还很弱，我国就投入巨资并派专家参加了设在前苏联杜布娜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专家从杜布娜联合核子研究所撤回。小平同志当时是我党总书记，就曾和陈毅、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下决心用原来每年投入“联合所”的款子搞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1973年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不久就十分关心和支持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工作。尽管文化大革命否定科学和教育的势力很大，但是就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1975年3月，小平同志和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仍亲自批准了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的建设项目。从这时开始，我参与了我国高能加速器建设工程的组织工作，有幸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多次见到了邓小平这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多次聆听了他的教诲和指示。深感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和革命家的胆略，同时又深深体会到了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伟大品格。
“就是要看得远一点”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工作时，国家百废待兴。1977年他就以我国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研制工作为例，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针对文革中否定基础科学的左的思潮，多次向有关领导同志讲，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看得远一点。1977年9月，一位欧洲核子中心的科学家曾问小平同志，你们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高能加速器？小平同志的回答是，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小平同志还对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些大事的。在当时文革遗留的左的思潮还远未清除的历史环境下，小平同志这种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和支持，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不但体现了他对发展科学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且体现了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小平同志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深刻论述，是他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有关部门决定将刚刚准备动工建造的4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工程（八七工程）下马。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经历二十多年几上几下的反复，此时又遇到了新一轮的挫折。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家们又陷入新一轮的困惑。这时，小平同志指示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征求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充分论证，提出新的方案。方毅同志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广泛听取了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注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进行反复论证。综合各方面意见，大体都认为，虽然世界各国在建造能量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的高能加速器，但由于每台加速器只能进行特定能区的实验，在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能区仍有很有价值的物理研究工作可做。同时，电子高速转动时产生的同步辐射光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医学、微电子等科技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价值。这种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虽不太大，技术要求却与巨型高能加速器相仿，涵盖的技术很全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这样规模的高能加速器是当时我国财力和工业技术能力能承担的，这种加速器的建造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相关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概括这样的共识，1981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在北京建造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尽管当时仍有些不同意见，但小平同志果断决策，亲自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整个决策过程不仅体现了小平同志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对战略问题的果断决策。正是他的这一果断决策，结束了我国在建造高能加速器上十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在此之后，小平同志亲自决定由曾参与过“两弹”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同志具体领导这项工程，从组织上对这项工程给予了落实。198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并决定由谷羽、张寿、林宗棠、张百发组成工程领导小组（1986年中谷羽同志离休后，周光召接任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工程实施全面组织领导和协调，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务委员宋平则分别代表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这项工程。从而拉开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研制的序幕。
1984年5月，小平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取一直十分关心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李政道教授的介绍：“现在中国有三台加速器在建设，一台在北京，一台在合肥，另一台在台湾。都准备在五年左右建成。”这年夏天，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会见和宴请丁肇中教授。丁教授问到他的身体时，他高兴地说，他身体很好，刚从海里游泳回来。当谈到海峡两岸关系时，丁先生问小平同志在台湾那边有什么熟人，小平同志马上回答：“蒋经国先生，我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小平同志很快把话题转到海峡两边都在建造加速器的问题上：“就让我们来个比赛，看谁搞得好，搞得快。”丁先生表示十分赞赏这种比赛。饭后，谷羽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和预研进展情况后说：“高能物理所的科技人员都希望小平同志能参加在10月初举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奠基典礼。”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好嘛，我来凑这个热闹。”我也乘机提出请他为奠基的基石题字，小平同志也愉快地答应了。很快，小平同志办公室就送来了小平同志的题字。
1984年10月7日，正是北京金秋。小平同志亲自来到北京西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工地。镌刻着小平同志题字的基石树立在工地中央。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挥锹铲土。之后，听取了谢家麟院士的汇报，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这项工程是“超前了”的左的意见，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小平同志十分高兴地会见了参加奠基典礼的科学家代表。高能所张文裕所长激动地说：“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李政道教授为这项工程的论证和国际合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小平同志在和他亲切握手时，感谢他多年来对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尤其是高能物理方面的热心帮助。小平同志还会见了专程来参加奠基的美国科学家和美国能源部的官员，希望这个工程成为中美科技合作的典范，在场的美国朋友感动不已。小平同志亲临奠基，再一次表示了他对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坚定信心。
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烟瘾很大，好像有点离不开香烟，因此那天我们为他准备了香烟。当进入放置模型的实验楼时，我向他敬烟。他笑着向我摆摆手：“这里是实验室，不能抽烟。”多么了不起的自觉性啊!我心中顿时升起一种由衷的敬仰。
“把世界先进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起点，这就要引进技术”
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谈到高能加速器的建设时，就打破了当时十分顽固的保守和封闭的思想禁锢，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搞科学技术对外开放和进行引进的战略思想。他说，造加速器可以请外国科学家帮我们搞一下，这样快一些，也省一些。有些部件可以进口，这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他指出，能够自己搞的自己搞，但必须从实际出发，究竟哪些真能自己搞，而且不耽误时间。不要在某一问题上卡一、二年。这基本上是个抢时间的问题。他告诫大家，苏联就是吃了这个亏。从斯大林起就宣传都是他们发明的，实际不行。“四人帮”也是这样，什么都要自己搞，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别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拿过来。“四人帮”才是真正的蜗牛，打肿脸充胖子。不要怕丢丑，本来不漂亮，装得漂亮干什么？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就是要实事求是，抱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能搞得快。中国人非常聪明，这点是肯定的。我们就是要把世界先进的研究成果拿过来。把世界先进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起点，这就要引进技术，这样就快些，水平能比较快提高。现在国外对我们比较开放，要抓住这时机。小平同志同时特别强调，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搞，别人只是帮助。他非常赞赏和支持李政道教授提出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设想和培养人才的各项建议。小平同志这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指示，大大加快了我们对撞机建造的技术引进和人才的培养。
1979年初，小平同志访美时，由他亲自决策并与卡特总统共同主持下，方毅副总理以我国国家科委主任身份与当时美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合作的执行议定书。这是中美两国第一个科技合作项目的协议，揭开了两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序幕，也打开了两国科技合作的大门。1979年夏，按此协议成立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就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成为以后中美两国科学技术其他领域合作的一个范本。签字后，小平同亲切会见了双方代表。为做好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引进工作，小平同志还批准了我们在美设立高能物理引进工作的办事处，这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是小平同志亲自为我国科技发展打开了“引进”的大门，架起了国际合作的桥梁。
以谷羽为首的工程领导小组，遵照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结合，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把它看作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对撞机建造过程中领导小组始终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们自己各方面的力量，同时又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在小平同志支持和鼓舞下，李政道教授为中美两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经他建议，工程领导小组聘请美国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对加速器有丰富经验的潘诺夫斯基教授为科学顾问。李政道教授还协助中国数百人次的专家到美国进行考察和学习。根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合作的协定，美国五个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给了很大帮助。其他海外华裔杰出的物理学家也以很大的热忱关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并给予了许多支持与帮助。小平同志还多次亲自认真听取了李政道教授及工程领导小组科学顾问潘诺夫斯基教授的意见。
欧洲核子中心、德国同步加速器中心、日本高能物理所都给对撞机工程以很大支持。国外同行的支持和帮助，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如期建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引进先进技术道路前进的结果。
#p#副标题#e#“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几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设备组成的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全部工程和设备需十几个部委所属的数百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工厂进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调试，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和风险是十分严峻的。小平同志在工程开始前就对工程的组织和指挥问题作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指示，他强调，应该统一起来，不要各自为战，要打歼灭战。特别要反对自己封锁自己。自己封锁自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突出的表现。社会主义就要有大协作的优越性。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作了明确的分工。他说，科学院牵头设计，规模、进度科学院要提出方案，东西要靠工业部门造出来。早在1977年他就提出了要用计算机指挥操作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方式。遵照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工程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作的精神，调动了全国几百个研究和工业单位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则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雷厉风行，改变了传统大型工程的管理方式，大胆实行科学管理，效率很高。首先，从工程领导小组、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各有关工业部到主要设计及建设单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及全国参加设备研制和土建施工的几百个主要原因单位，层层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各自明确任务目标和责任。与此同时，对工程采用关键路线法的国外先进管理模式，根据工程进度，层层编制总体和分系统设备的研制和建筑的建设进度的关键路线网络计划，层层分解落实到实施单位和负责人，及时检查、调度、修正、平衡，确保各项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全国所有参加工程研制建设的上百个主要单位的几万参加者，都为对撞机的建设，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小平同志在工程开始前就提出了质量问题。他说，究竟哪一些自己行？哪一些还不过关？要心中有数。过去遇到好些东西，拿出来质量很坏，整个工业部门存在质量问题，这是最大的浪费，也是最大的浮夸，不真实。他强调指出，都是些精密的东西，究竟我们的工业能力能不能搞出来？都说能搞出来，实际上拖着搞不出来，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技术上并不是不能解决，就是粗制滥造，不负责任，要把责任制建立起来。他说，原材料也是个问题，原材料合格不合格？以后要有人签字，不合格，要查签字的人。严重的要受刑事处分。他强调，要一个关一个关过去。
对撞机是复杂的高科技系统工程，任何局部的质量都会影响全局。工程领导小组正是遵照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的指示，工程领导小组始终坚持把质量放在首位，提出了“把拼搏的精神用在确保质量上”的原则。一开始就对各部件、设备制造的每一步质量都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每一道工艺都严格按规范检验。不合格的，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更不准出厂，同时派科学研究和设计人员驻厂和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解决影响质量的问题，进行质量监督，从而确保了对撞机的质量，创造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调试一次成功的奇迹。正如小平同志1977年就对欧洲科学家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些大事的。
整个工程进行中，小平同志始终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的每一期情况简报，我们都直接报送到他那里。他还多次听取当时主管此事的宋平、方毅、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工程领导小组谷羽等同志的汇报，并作了一系列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确保了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
小平同志在工程1984年的一期简报上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并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认真加以检查督促。正是小平同志的关心，鼓舞着成千上万工程建设者夜以继日、顽强拼搏。
1988年8月上旬，就在工程整体调试进入最后关头时，从北戴河传来当时中央某主要领导人对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提出的强烈反对意见，甚至点名指责小平同志和其他支持这件事的中央领导同志。一时间，工程领导小组同志感到很大的压力。
老天不负苦心人。成千上万参加工程建设的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的期望，经过数万建设者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的顽强拼搏，中国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在北京建成了！它的建造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对撞机和谱仪的主要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对撞机在实现对撞后仅半年左右就达到了设计指标，谱仪整机调试也只用了五个月时间，这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是罕见的；它的建设投资是最省的，只有国外同类加速器投资的几分之一。它不仅是当时国内大中型建设项目中，唯一不超投资，并提前完成的工程建设项目。而且在国际加速器建设中，能这样按期建成并达到设计指标的也是极少有的。国际高能物理学界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期于1988年10月实现正负电子束的对撞。它标志着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我们立即向小平同志报告。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国仅用四年就主要依靠自己力量，高质量建成这样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设施。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出，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中南海研究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前来视察的有关问题。我激动极了，成千上万工程建设者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不计报酬，顽强拼搏，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家几十年来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1988年10月24日，又是北京金色的秋日，小平同志又来到四年前他亲自奠基的地方。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群，地上地下安装着我国自己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内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测器。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高兴地和建设者代表一起欢庆这丰收的日子。小平同志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他首先讲述了他1977年对欧洲核子中心科学家问他的，我们为什么要搞高能加速器的故事，然后对中国发展高科技和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小平同志接着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那天我不知道小平同志已经戒烟，在接待厅中我又向他敬烟，并说“这里不是实验楼，可以抽烟”。他笑着说：“不抽了!”我惊讶地说：“您烟瘾那么大，戒烟一定很难吧!”他却很轻松地说：“没有什么难，说不抽就不抽了。”在他戒烟这件小事上，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位伟人果断、刚毅的性格。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拥有高科技的重要象征。建成二十年来，它以世界一流的高能物理研究设施吸引着美国、日本等国的中外高能物理学家，来这里进行实验研究并作出了很多世界高能物理界公认的一流研究成果。实践证明，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极富远见的正确决策，它不仅为我国高能物理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也使我国能够跻身国际成为拥有高能加速器并进行粒子物理研究的国家行列，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同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也促进了我国相关科技和工业水平，尤其是管理水平的提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项目决策到人事安排、对外合作、组织实施、工程管理等等都是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亲自过问下进行的。我深感这实际上是小平同志他老人家对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提出的“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一次亲自实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的成功也充分显示了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就开始的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伟大成功。我有幸参加了小平同志亲自指导的这次实践，在十几年里，每次见到他，听到他的讲话都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时他老人家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上有一席之地”重要讲话发表二十年的时候，看到祖国三十年来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的大步改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升级换代，心潮澎湃，倍感骄傲和幸福，也更加怀念他老人家。他热爱祖国，热心科学事业，刚毅、果断、无畏、机敏及平易近人等高尚品格永远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这么大的成就。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全世界公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加一句，没有小平同志，也就没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今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会忘记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为祖国母亲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所做的丰功伟绩。
(本文曾在2004年8月收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丛书的“春天长在 丰碑永存 邓小平同志与中国科技事业”一书中。题为：“小平同志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次发表前作者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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