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安徽古井集团原董事长兼总裁王效金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提起上诉。
白手起家，及至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一直到最终沦为犯罪分子。在这条从创业型国企掌门人沦为贪腐分子的道路上，一直走到黑的，王效金算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然而，在这条道上走到黑的，并不仅只王效金一人。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俊卿、金蟾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尹西才、皖能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绍仓等多名创业型国企掌门人，都有着类似的轨迹。任职之初，带领员工打拼多年，把地方小企业打造成知名全国的大型国企，不幸的是，成就了一个企业，其个人却走上了贪腐之路。究其原因，监督缺位下的国企掌门人集董事长、总裁于一身，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些人也就栽倒在了这个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理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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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伟大的成功，而不畏惧伟大的失败。倘若需要我在可能的微小成功或可能的伟大失败面前作出选择，我宁肯选择伟大的失败！”这是古井集团原董事长王效金的“人生格言”之一。现如今，王效金失败了，可这种失败却与“伟大”绝缘。
在王效金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亳州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感叹：“虽然王效金毁在了自己的贪欲上，但客观来说，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功不可没。”
此言不虚。作为古井集团灵魂人物，王效金曾有“中国酒界第一人”的美誉，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王效金曾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亳州古井酒厂厂长、亳州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正如王效金案主审法官所言，王效金从基层逐步走向领导岗位，带领员工努力进取，使“古井”从一个资产千万余元的县城小酒厂变成了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大型集团公司，为古井集团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在1989年，全国名酒因市场需求过度国家大幅度上调价格，王效金准确把握市场动向，采取相对稳定价格、完善销售渠道、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保障供给等策略，迅速崛起。他提出的“降价降度”的经营思路也震动了整个白酒行业。1996年，公司组建了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上市。古井集团及其掌控的公司从崛起到王效金接受调查，企业一直由其领导和控制。然而，人到中年的王效金却在光环与美誉的包围下，迷失了自己。法院审理查明，王效金受贿计人民币507万、美元67万余元、港币5万元。
与王效金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双轮集团原董事长刘俊卿、皖能集团原董事长张绍仓、金蟾药业原董事长尹西才等人。以尹西才为例，他原来是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领衔创办了国有企业。金蟾药业因研发新特药成功，成为淮北市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在他任职的9年中，该企业从原来的靠财政拨款吃饭，固定资产仅有42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1.32亿元，经营总资本也由670万元增长至1.8亿元。然而，在企业成长壮大的同时，尹西才走上了犯罪道路，被法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判处死缓。
王效金的失败
王效金曾给古井集团带来辉煌的成功。
缘于古井，王效金被一度放大，优秀企业家、管理英才等光环不可胜数。可是，王效金的失败亦起于古井，起于古井“一把手”权力的缺乏监督和私欲的膨胀。今年４月王效金被纪检部门调查，此后移交检察机关。安徽省检察机关初步查明，1991年10月至2007年2月，王效金利用担任古井集团董事长等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达数百万元，为他人在广告业务承接、产品供应、货款支付、经营代理等方面提供便利。10月28日，王效金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王效金的失败，不仅在于个人晚节不保，更在于作为一名管理者因其自身失范、管理无方导致公司多名高管也未走上正途。记者从亳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亳州市检察机关从今年4月至今，已立案侦查古井集团9名高管人员受贿案。犯罪嫌疑人中，多数为古井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掌握着集团的经销权，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成为行贿者的主攻目标，以致查一案带一串，办一案挖一窝。
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凸显管理漏洞
检察机关认为，触目惊心的腐败行为给古井集团带来重大损失。亳州市检察院办案负责人总结了古井集团腐败案件特征：
一是辐射范围广。古井集团系国有大型企业，其主营产品古井系列白酒位居全国酒类产品前茅，该集团的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上海、广东、福建、重庆、四川、内蒙、辽宁、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内外的众多客户，同检察机关已查办的9名古井集团高管人员有着不正当的经济关系，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给古井集团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是涉案案值大。已查办的古井集团高管人员案件中，有的受贿高达500余万元，如古井贡酒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郭新民受贿达500余万元。有的达百余万元，有的案值几十万元。有的一次受贿竟达几十万元。
三是涉案物品种类多。在已查办的古井高管人员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不仅收受人民币，而且还收受美元、港币、家用电器、贵重饰品，甚至名人字画等。
四是案件跨度时间长。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有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年四月份案发，不间断的收受贿赂，犯罪时间持续十余年。有的受贿次数多达100次，如犯罪嫌疑人朱仁旺在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114次收受30余名客户贿赂金额200余万元。
五是受贿地点多。犯罪嫌疑人的受贿地点已经从住宅转移到了其办公室、出差所住的宾馆等隐蔽场所，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办公室已成了权钱交易的常发地点。
六是行、受贿相互交织。古井集团高管人员系列案件，有的受贿人收受多人所送钱物，有的行贿人向多名古井集团高管人员行贿。
从古井集团落马的众高管的作案手段更可看出，古井集团的管理曾一度松驰到何等程度，一些无良高管的贪欲膨胀到何等地步。亳州市检察机关系统梳理了他们的作案手法：在古井集团基建过程中受贿，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基建修缮部经理李万林在古井集团罐装车间、锅炉房、宿舍楼、曲酒车间等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收受建筑商所送人民币39万余元。古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运杰在集团基建过程中收受贿赂达200余万元；在古井酒类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受贿，古井集团高管人员，为了给新产品开发人更多的优惠，使新产品的总经销商获得较多的利润，在新产品开发中，狂敛新产品总经销商所送财物；在包装材料采购过程中受贿；在产品销售环节受贿，在古井酒类销售过程中，经销商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向掌握销售策略制定权的高管人员行贿；在广告推介过程中受贿，广告商为了获得古井集团更多的广告机会，向古井高管人员行贿。直接侵吞公款。
监管缺位下的私欲膨胀
不论是尹西才，还是王效金，这些创业型国企掌门人在创业之初以及企业有所成就后，都或多或少有些官方背景。比如王效金曾为亳州市政协副主席，刘俊卿曾任中共安徽省涡阳县委副书记、亳州市人大财经委主任等职务，尹西才系淮北市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张绍仓则担任过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
这些能人带领企业员工，经过多年拼搏，其企业成为区域骨干经济体后，个人在经济界的影响大，荣誉多，政府相应给予这些人处级、厅级“待遇”。这些能人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如此表白：我白手起家，我收拾个破烂摊子，现在年产值多少亿，利税多少亿，我的社会贡献有多大。
尹西才被判死缓后愤慨感言：“（办企业）单位给我什么了？我现在留下的是多少？看到我拿的，没有看我贡献的。”这些话表达了也许并非尹西才一人之感，也暴露了一些创业型国企掌门人的真实心态。
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创业型国企掌门人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创业之初，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经济能人拥有不可置疑的决策权，以便能在市场大潮中拼搏生存。随着企业发展，这些企业“一言堂”、家长作风日重，最后发展成为独断专行，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国企掌门人最终走上了贪腐之路。
据古井内部人士介绍，王效金曾经一度公开表示：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员工应当有“效忠精神”，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本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必然滋生腐败。在王效金案中，王效金打了个招呼，就让国企资产缩水1200万。这个“招呼”的背后，是王效金收受了他人几十万元人民币贿赂。
现代经理人制度势在必行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王效金从一个国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人民信赖的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蜕变为一个触犯刑律之人，从公仆到贪官只是一步之遥，值得深思。”王效金判决书最后一页的法官寄语，意味深长。作为古井集团核心领导者，王效金在贪欲中迷失的同时，还因自身行为失范、管理无方，使得古井集团管理层其他10余位高管也走上了贪腐之路。
随着王效金案的宣判，古井集团腐败窝案接近尾声。但是，该案留下的教训依然发人深省。“一些国有企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权力过度集中，容易出现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失去了监督和制约。作为决策层的董事会应当与作为执行层的经理人分开，避免过多交叉，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安徽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位国资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当前体制下，尽管减少执行层的经理人与决策层的董事会交叉是大势所趋，但仍难度很大，因为这意味着要改变既成利益格局。尤其是有些国企主要领导人职务任免牵涉到组织部门、国资委等多个部门，国资委必须向组织部门请示。因为涉及到国资委、组织部、地方党委等多个部门，落实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分开工作往往会被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编辑 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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