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来，美国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转手，世界经济持续动荡，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华尔街咳嗽，全世界感冒，中国也打起了喷嚏”。国内股市跌声一片、房市提前“过冬”、跨国外企大量裁员、国内出口企业纷纷歇业、GDP增速回落……接二连三的坏消息，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消费信心。
为刺激市场，促进消费。2008年11月，国家宣布启动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之后，政府陆续出台的政策更加偏重对国内消费的刺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什么国家能够置身事外，进一步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独善其身。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老百姓虽然没有出现“消费恐慌”，但对手里的钱怎么花得更有价值变得“计较”起来。在环球同此凉热的大背景下，如何少花钱，也过好日子？如何投小钱，以后赚大钱？成为老百姓在意和关心的事。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对金融危机下了这样一句评语：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大程度正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所致。笼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精打细算过日子再次成为上上之选。
□ 本刊编辑部策划组稿
□ 文/汪 伟
至少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前，还有人预言，中国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有限，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确幸运地逃过一劫，而没有像欧美银行那样，面临破产清算的窘迫局面。但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美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衰退成为定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并不能“独善其身”，更遑论“一枝独秀”了。
2009年将是困难的一年。对那些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四分之一，而其中的72%又是国内消费创造的。但美国是这次危机的风暴中心，因此美国的国内消费将从72%的高位走低。据统计，到2008年底，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回落至70%以下，今后则将很可能一直下降到65%，甚至更低。这对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来说是个坏消息，也足以让任何“独善其身”和“一枝独秀”的乐观打算落空。
对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增长，提振国内的消费是当务之急。这也是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但这很不容易。因为要让普通中国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势必要改变中国社会目前的利益格局——首先是分配格局。这尽管必要，却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的局面。提振内需的计划因此将受到许多障碍的考验。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消费？
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通常认为，消费不振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消费意愿不足，其二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意愿往往又受限于消费能力。那么，中国人不敢消费，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常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看，中国人其实可以为消费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用罗素的话说，是因为他有理性，为了未来的福利，可以牺牲眼前的享受。中国人之所以要在负利率的当下坚持存钱，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换句话说，他牺牲了眼前的享受，并不完全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出于无奈。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
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一个湖南的农民工在深圳打工期间，要缴纳30%的收入作为社会保险。但等他老了，深圳方面不会付退休金给他，因为他在深圳只工作了几年就回老家去了，没有达到连续缴费的最低年限。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保险账号带到湖南去继续缴费，因为湖南和广东是两套社保体系，互相不能对接。所以他离开深圳的时候，只好把打工所得的20%(统筹部分)白送给深圳市政府。这种制度性的弊病妨碍了社保制度实现其预定的目标。
除了“存钱防老”，中国人还必须“存钱防病”。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而且这一制度建立的时间很短，只有5年的历史，所以资金总量很小，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注资，才能维持下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有统计说，不少中国人不到身体实在扛不住了都不会去医院，因为他们担心付不起医药费。很多人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昂贵的教育收费当然也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入不足，一个理性的国民就必须克制眼前的消费，而把大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备未来生活所需。
这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直接原因。
政府投资抑制了消费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往往同时存在。银行里的钱也不是从此锁进保险柜。银行要获得利润，还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投进生产领域。所以高储蓄率往往伴随着高投资率。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存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是这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例外。家庭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又使得家庭财富继续增加。一定时期之内，社会似乎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增长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
但投资和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代，一国之内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状态。如果生产扩张得太快，以致和消费水平严重失衡，出现过剩，反过来将使企业破产，社会生产力下降，以使得生产重新与消费平衡。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危机”。
中国是典型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了30年之久，却没有因为生产和消费不平衡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不是经济学原理失灵，而是因为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尽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但由于GDP总量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生产和消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平衡。
所以，全球的产销平衡取决于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总量、政治制度、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甚至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国民带来了乐观、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敢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理论上来说，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不可能持久。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政府掌握了美元的发行权，就可以通过输出通胀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格林斯潘就是这样做的。他主导的美元政策维持了长期的繁荣，但现在，还债的时候到了。
美国将进入一个消费率下降而储蓄率上升的阶段。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的商品出口国，必须在国内找到市场，以弥补因为美国衰退而失去的那部分订单。降低国内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是唯一的选择。
不幸的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由于高投资率有赖于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低消费率，所以长期来看，高投资率必然会抑制消费。
显然，中国的相关政策一直助长“投资抑制消费”的倾向。这些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增长很快，近年来更是连续三年以30%左右的速度激增，但是养老、教育和医疗制度迟迟不见起色，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大多数钱被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去了。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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