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勃兴与繁荣是我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三次浪潮，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浪潮。
我国早期小说是史之分流。先秦两汉的史书与子书母体中孕有多少不等的小说成分，但大多未能独立为小说。其可称独立又富于规模的历史小说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和约成书于汉代的《燕丹子》。前者以近万言的篇幅写周穆王游行天下事，是我国小说的开山之祖。后者是关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小说，与史书的记述大有分别。其后“杂传记”体小说虽夥，但在白话小说产生之前终未形成历史小说的创作潮流。
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一浪潮是“说话”兴起之后的宋代和元代。北宋汴梁的瓦肆伎艺有多人讲史，并有人专说“三分”，说“五代史”；南宋讲史的艺人更多，有二十多位，讲述的内容只《醉翁谈录》所记就有“孙庞斗智”、“刘项争雄”、“三国志”、“晋宋齐梁”、“黄巢拨乱天下”、狄青“收西夏”等从先秦到北宋各个朝代的史事关目。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对讲现代题材的“说话”限制很严，从而促使讲史盛行。至今犹存“武王伐纣书”等平话五种及《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话本资料。
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二浪潮是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在元末明初产生的《三国演义》的影响之下，一大批章回体史鉴演义小说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争奇斗艳。此外，还由讲史和史传体衍化为薛家将、杨家将、说唐、说岳等众多的英雄传奇小说。严格地说，它们已非历史小说，却与历史小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上述情况表明，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历史，也重视和喜爱历史小说。从小说的诞生到兴旺发达，历史小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次浪潮形成的原因虽不尽相同，却都共有崇尚仁贤、针砭凶顽的精神要素，所谓“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也就是以史为师，以史为鉴，美史之美，丑史之丑，将历史放大、升华，作用于人心，提升国人的民族精神。
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创作出现了小说史上的第三浪潮，风起云涌，盛况空前，作品大约以数百计。这当然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同时也是重视历史文化和历史精神的民族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大批作者对历史题材感到极大兴趣，大有重写上下五千年历史小说之势。这至少有三种原因和动力。一是对前一时期极“左”历史观盛行的反拨，重新评价大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同时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看到了无尽的精神瑰宝，发现了写不完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题材。不是历史新时期，产生《少年天子》《曾国藩》《白门柳》《汴京风骚》之类的作品是不可想象的。二是对古代历史小说的超越。尽管古人写了那么多史鉴演义，也产生了《三国演义》那样具有永久魅力的不朽杰作，但从今天来看，无论历史观、审美观、小说形态、写作方法，都已更新，大为衍进，人们远远不能满足于旧的史鉴演义传播历史知识与文化的层次，也远远不能满足它对中国历史人事风采的那种展示，而须以现代的唯物史观和生活化艺术形态透视与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万千气象和绚丽风光，创造崭新的历史艺术画卷。三是振兴中华的精神需要和精神产物。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到一种大振兴、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人们的精神是昂扬奋进、激越蓬勃的，既需要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代“中国的脊梁”的精神鼓舞，又雄心勃勃地用当代小说艺术表现浩瀚而辉煌的祖国历史，建造宏伟的当代历史文学的宫殿。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中以人名为题的作品特别多，即便不以人名为题，也大力凸现杰出的人物，为各个时代有作为有贡献的民族英杰立小说大传。历史小说创作的第三浪潮一方面是中国历代历史小说的重大发展，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精神的大规模集中展示和艺术升华，必然产生长久的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这一浪潮本身也是民族精神高扬的产物。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必是一座可观的丰碑。
与前两次创作浪潮不同，历史小说的第三浪潮是在文学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思潮迭起的上世纪后二十年勃兴和发展的，而众多的作者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在创作方法上却大都采取传统的现实主义，辅以拟实性浪漫主义，从而使历史小说整体高扬现实主义旗帜。这不是作家个人好恶所致，而是历史小说品格使然，是其作为骨干题材的真实人事和必须采取的拟实形态所决定的。它不仅是新时期小说有力的一翼，也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构成和艺术发展。
当然，大浪潮中总是泥沙俱下，不仅作品的水平高下不等、良莠不齐，还会产生一些不利于正确认识历史的倾向和因素，对某些帝王的过分美化，神道迷信的沉渣泛起，个别作品厚诬和粉饰历史人物等等，都是大浪潮中不能不注意的现象，通过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不难克服，总体艺术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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