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提出“买房就是爱国”后，“消费就是爱国”就成为一个流行口号，政府也已采取某些措施准备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有专家在农村调查之后却得出另一个结论：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如果农民将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他们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人们以通俗的话语表达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经济学传统中各有漫长的渊源。
经济学自一诞生，就关心national wealth（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个词似乎同时涉及国民、国家两个层次，它们分别对应着思考增长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一种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宏观的经济增长问题，另一种则从国民的角度思考微观的财富积累问题，并相信，国民财富之总和就构成国家的经济力量。后者的代表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前者的代表是斯密批评的“重商主义”体系。到现代，由前者发展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所隐含的需求管理政策，由后者发展出了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等。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总需求，他相信，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体系处于充分就业水平之下。因而，解决的办法是增加需求，这包括政府增加支出，为此可以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券；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刺激居民和企业的最终需求。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就是由此理论而来。
斯密近乎相信，分工是财富增加、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分工推动生产力提高，产量增加，劳动者收入和企业家利润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家财富增长；收入增加后，人们的消费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增加。这将推动分工进一步深化、细化。看得出来，在斯密及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是财富增加之源，供给能够为其自身创造出相应的需求。所以，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就是保护个人产权，以公平的司法维护自由人之间平等的交易、合作网络。
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供给学派则增加了一些政策建议内容，尤其是面对经济萧条时。这包括，政府应当减税，削减支出，放松产业管制，以增加储蓄，激励投资。这样的政策将刺激私人经济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面对本轮经济衰退，经济学家、舆论的政策建议，基本不出这两大传统的范围，即便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那两种理论的复杂内容。政府出台的政策也两者兼有，但更多偏向凯恩斯主义，即增加政府投资，及刺激民众的消费性需求。
张君劢先生在当年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就已指出，社会科学领域中本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真理，很多时候，政策及政策建议的基础不过是主观的信念。所以，究竟是需求管理政策更好，还是供给刺激政策更好，不大容易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好”是指什么？是从多长的时间尺度考虑的？凯恩斯当年为自己的政策建议辩护时说过一句名言：“我们迟早都是要死的”。这话引人深思。
在中国，面对这个政策问题时，还不能不多一个文化的维度。面对金融危机，国内媒体高调批评美国人的寅吃卯粮式消费模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生活模式。但目前的刺激消费政策则鼓励国人向此模式转向。这一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初提“提前消费”概念，引起轩然大波。这与国人一向信奉的生活价值观相悖。父母一直告诫孩子，要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要量入为出。“今日有酒今日醉”被认为是败家子的行为，更不要说寅吃卯粮了。实际上，整个古典经济学都特别重视节俭、勤劳等美德，认为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伦理条件。需求管理政策背后却隐藏着另一套生活观念。它相信，群众的最终消费是国家经济增长之源。所以政府应鼓励群众消费，甚至鼓励人们用明天的钱支持今天的日子。
两相比较，古典经济学思考经济问题的伦理框架确实是比较古典的，也合乎普通人传统的持家之道，它要求人们面向不确定的未来预作筹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却是相当现代的，它体现了现代哲学的基本取向：背对灵魂，关注肉体；满足当下的欲望，不用考虑未来。也许是因为，现代人相信，万能的国家足以消除未来的全部不确定性，充当自己的保障。
基于此，也许，人们不应当只是从短期的经济视角考虑刺激消费政策，因为，在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价值观，它与国人一向熟悉的价值观似乎是不大相同的。这样的价值观好不好，政府通过某些政策刺激人们改变价值观、生活方式是否合适，恐怕都是需要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角度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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