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气派靠皇帝，莫斯科的气派靠上帝。这种说法正确的话，城市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建筑与人的问题，而不是建筑与神的问题。
9月23号的北京，清晨凉风透骨，站在人民大会堂西门的台阶上，守着100部《伟人毛泽东》收藏本和100幅卷轴寿字，我们等候安检，时间变得慢起来。不经意间看到对面一个巨大的白色鸟蛋倒扣在地上，这才想起倍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就在正前方。远离2300多公里的蛋壳建筑，此时近在眼前。蛋壳上布满格子，犹如一张张稿纸，有两个工人在上面干活，移动时像一对倒立的感叹号。脚手架依然孤单地竖着，带给人们怪异和提醒。皇家建筑格局是讲究的一盘棋，外国人闯进来安放现代主义的“手雷”，一下子就惊扰了京城的平静。全国传媒都在论争那个虚拟的“白色鸟蛋”剧院该不该放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西侧。有人说，破坏了周边建筑的和谐，也有人说崇洋媚外。那些日子的论争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法国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斯意在割断历史、挑战历史的建筑风格。国家大剧院之争带来建筑界的一次革命，其意义在于终结了中国建筑界有史以来，由行政长官说了算的历史。
城市建筑的喜剧
建筑学博士贺承军先生对有关建筑的问题，时不时发表言论。他认为讨论国家大剧院一事的基本前提：一是耗资巨大的国家大剧院现在该不该建？二是既然推出了评委会，评委会所表决的该不该受到尊重？我个人是不主张花50个亿或30个亿来建国家大剧院的，应该有个公正的论证程序，来决定这等大事。让我们作一次有关建筑与城市的全方位试验：决策、技术、功能、美学、艺术与意识形态，让国家大剧院真正成为“石头的史书”。贺先生的思考是缜密的，是建筑学专家的深思熟虑。但是“大鸟蛋”没有经过那套程序，像一位野女人怀的孩子，照样来到世上，并且扎脚生根与奥运会“鸟巢”体育馆遥遥呼应。
从深圳来到与大剧院一路之隔的人民大会堂，站在此处带给我一种感受，人在高大的大理石柱下，显得渺小，有压抑之感，可是那个鸟蛋却非常亲切地抚摸我们的眼球。那刻，我正饥肠辘辘，无论如何这个大蛋是不能剥皮，做允饥的蛋用。我不由自主地伸出双臂，做一个拥抱的姿式，表达对一幢建筑的爱意。
从建筑语言上讲，深圳的建筑只有两座半，京城的建筑也只有三座。
我们都是小人物，无能力决定一幢建筑的命运。
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这是尼采的真知灼见。
哲学家的话告诉我们，那些代表城市主体的标志性建筑，不是百姓们有权决定的。说到底那些经典的传世的建筑代表作，都是执掌时代脉搏的人才有的作为。建筑设计大师和工匠们只是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工作者。不管是阿房宫三百里的豪华铺排，古罗马大斗兽场的野蛮文明，北京天坛祭神的崇高，还是泰姬陵墓丧葬的庄严，以及早已湮灭的玛雅古城、巴比伦空中花园和中世纪城市，无不是专制的结果，充分体现出权力意志。说到底活人的居住地和死人的居住地，实质上都是有关“空间”建筑的问题，那些建筑材料塑造的外在形式，只是为维护“空间”服务的。古人为活人和死人的空间装饰建筑费尽心机，今人更是变本加厉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从居住的角度考虑，富人和穷人本质上都在享用空间。空间是容积，是没有贫富之分的。因而老百姓在茅草屋中的睡眠，并不比白宫总统的效果差。满汉全席让慈禧食之无味，农民吃粗茶淡饭也一样喷喷香。并不因房间的建筑装饰，改变食品的品质。
当人类把建筑作为文化的象征时，不同时代的建筑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特色与精神。赖特则认为“城市是开银行和卖淫的基地，除此之外简直别无它用”，他特别厌恶纽约，认为“毫无人情”味，摩天大楼“像野草一样疯长”。另一位建筑名家则说：“我认为城市是人的社交本性的表现，因此，也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在任何历史时代兴起的任何伟大文明……都来源于城市生活”。不管人们怎样抵毁和赞美城市，城市是不会因设计大师和百姓的议论而消失。
城市自诞生后，就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城市建筑的悲剧
9月17日，《新京报》发表社论《请留下这处中国现代建筑的纪念塔》。这是发生在最近的“水塔事件”，为保住已拆掉近三分之一的水塔烟囱，恰如梁思城先生当年保卫北京城墙及城楼一样困难，这不能说不是一场文化悲剧。此建筑的设计者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的反应是大为惊讶，她通过北京市政府专家金磊先生，才知道此工程的重要性：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在中国召开，它和几十项中国经典建筑入选20世纪世界精品建筑设计。“水塔事件”可反映出中国人对经典建筑的冷漠，在大兴土木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事件比比皆是。近年来，急匆匆建筑的大厦，因缺少个性，导致中国的许多城市千城一面，到底谁掠夺了城市的魅力？优秀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前景是有伟大的预测与设想的，而我国城市的造楼美化运动与100年前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社会的经济背景、行为与症结也是相似的。但我们的建筑界与房地产开发商暴露出的急躁与浅薄、初出道者的模仿和粗制滥造，与之相比表现得尤甚。
深圳的建筑记载着世纪末城市人的造梦史。人们传颂着国贸大厦“3天一层楼”的速度，53层的高度是用花岗岩和镜面玻璃镀亮的。速度、高度和亮度，是极诱惑人的。深圳的建筑与城市，凭着高度和速度震惊世人，却没有深度。八十年代看“国贸”，九十年看“地王”。在速度、高度与亮度代表的文明中，我们有没有更多地思考。
深圳建筑群的密集度与狭窄的街道空间带给人压迫感，说明我们的规划师与设计师的修养不到位。广州也好不到哪里，天河北路龙口西路聚集的高层建筑群社区，本地人说此处是市中心最高价位的豪宅区，却望不见一只飞鸟。生活在此社区的人，眼球的位置长得比大厦高，才能爽朗地见到日月。在这儿活人，真是憋得慌神。前不久曾在此处住一夜，从玻璃墙能开条缝隙的窗口恰好伸出头，却什么风景也看不到，只有水泥楼遮挡视线。用国外淘汰的装饰技艺，把洋人的灾难引进来包裹高大的建筑，蓝莹莹的玻璃提升了城市的热度，还增加了刺目的眩光，行人与的哥叫苦不迭。
在这方面，上海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居住文化象征，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将Towhouse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创造出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典范。市民们觉得可亲，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模式。而深圳的华侨城照搬新加坡模式，却没有人家的典雅与细部装饰。丢掉了伊斯兰风格的券拱、尖顶建筑渲染出的肃穆与坚挺气质，还有宗教的圣洁精神氛围。
从视觉分析的角度看，人的仰视角27度为宜，也就是当人的视点与建筑之间的距离“D”同建筑高度“H”之比等于2时，才能观赏到建筑的整体。因而在欧洲许多著名建筑物的前面都保留有两倍于建筑高度的距离。设计师的目的就是让行走的人可以欣赏到整幢建筑的主要立面。
城市的居住者们愤愤然时，就质问城市设计师是吃菜的吗？为什么没有前瞻性的眼光。设计师会一肚子委屈地说，自己只是长官意图的执行者，应该由操纵者担当责任。没有谁一声断喝：我来承担！建筑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综合了科学与艺术的学科，普通大众有可能把建筑看作是一种时尚，或城市的点缀，或形成空间气氛的元素。但建筑物一经落成就蕴含了时代的精神，经过时间的淘洗就有了历史的含量。好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在历史厚重的册页里闪光，给我们赠予温暖。带给我们一种丰厚的历史感，亲切的尺度感，以及我们对一座建筑的好奇感和探索的兴趣。还有建筑群的协调带给人的轻松舒适，以及和谐有序。从人的居住、生活和工作的活动范围讲，其实公共场所和社区规划不是街道和房屋布局的问题，实质上是怎样对待人类活动的外部形态的问题。
人类是在不断犯错误中成长的，跌倒爬起，循环往复。人们行走的城市马路，一年中就多次改改修修，因而我们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发明给柏油路上拉链，省得刚铺平，又用镐头刨开。国家之大，这项费用的耗资不是个小数目，细算一笔金钱账实在吓死人。
在哪里寻找城市的精神
当我们来到一座座陌生的城市，在完全不了解发展背景的情况下，我们直观地感受领悟这座城市时，是以建筑当标尺的。建筑的风格和城市的规划布局，一下子就能让外来人捕捉到城市是传统的还是张扬的，有底蕴的还是克隆的。虽说建筑是水泥和钢筋等材料组成的，经过设计师和工匠之手，确确实实就有了灵魂，能体现城市的精神。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常青说：“上海就是上海，上海的魅力不可抗拒。希望上海建筑的性格特征在升腾的动势中，再多一点蕴含理性的浪漫和典雅，少一点暴发户式的造作与浮华”。他的话还告诉我们建筑是有血有肉，并且还是有性格的。这点就像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可以透出一个人骨子里深藏的东西。
北京有历史的厚重积淀，也有现代主义大师的“鸟蛋”、“鸟巢”和“央视新楼”等著名建筑。深圳只有20年的历史，前不久举行十大历史性建筑评选，传媒公布了以大亚湾核电站、深圳大学建筑群、大家乐广场、深圳大剧院和上海宾馆等30座建筑，请市民评选。这些建筑有自身的优势，但与北京不能较量，与上海更不能较量，显得势单力薄，有急于求成的劣迹。
专家认为迄今标志上海高速发展，改变城市轮廓线，体现城市精神最强烈者，其实也就是两个十五年，即上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和80年代末至今。从标志性建筑看，最有代表性者，当首推外滩历史建筑风景线和隔江相望的小陆家嘴当代建筑群。
深圳这个小城，人们为她披上种种光环，当我们登临赛格大厦的观光顶点时，城市上空烟雾弥漫，我们看不清城市的天际线，我们不可能不为此忧伤，城市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何况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存在种种弊端，那么城市的困惑到底何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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