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几代学子的记忆里，这句流行语像一个幽灵，笼罩着文科生内心的自我认同，挥之不去。而近年来，关于理科生普遍“没文化”、“缺常识”的批评，又让学理之人不免心生羞愧。在如今的中国，“文理双全”的青年学子，就真的如此稀缺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广义的教育制度？还是狭义的“文理分科”的制度？
近日，一场关于高考是否该取消文理分科的争论，把以上争论的重心聚集到了被中国人视为“教育指挥棒”的高考制度的设置上。从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到网络上的激辩，这场争论，已经发酵成为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全方位反思。
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早前教育部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二十大问题”之一，该老生常谈的话题此番被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以了关注。
“文理分科”溯源：“社会分工论”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苏式计划经济
“问题”一经公布，社会舆论哗然。有人说，取消文理分科，将增加中学生学业负担，与“素质教育”的共识背道而驰。有人说，取消文理分科，有助于培养文理双全的通才，恰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对中国解放后长期存在的“文理分科”制度的起源，却鲜有人提及。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坚决支持取消文理分科。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在文科和理科之间，集中精力专注其一，能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而建国后实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则是新中国全方位仿效前苏联‘老大哥’的时代风气——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
据了解，前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批知识分子，而战后重建又急需大量专业人才。于是，前苏联便采取并强化了“分科教育”的办法，以提高专业人才的“出炉”速度。配以计划经济下大学毕业生“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分配制度，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像一台“人才制造机器”，周而复始地生产着各行各业需要的大学生。
通过分科教育，前苏联的大学生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至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综合素质是否足够，短期内无从知晓——对国家也并不重要。
建国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新中国同样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很自然而然地就拷贝了苏式的“文理分家”之路。首先，建立一批专业院校，如：外语学院；然后对高校进行专业大合并——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将不同大学的同类专业“集成”为统一、单一的专业学院，或并入清华大学等工科院校。高校合并加强了工科院校的专业性，我国目前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众的工科名校，很大程度源于那次合并。工科迅速发展的代价是：文科被削减。
今日科研：“光懂技术，是做不出iphone的”，北大将办“总统专业”
文理分科在历史上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它在21世纪仍是合理的。
对欧美高等教育颇为熟悉的卢晓东介绍，欧美名校无不在发展交叉学科，如：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专业。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基本上只限于周边学科间的融合，而哈佛的这个专业“已经打通了文理”。而且，单就该专业的名称，我们便能领会到它的用武之地。
学科间大跨度交叉的趋势背后，是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是卢晓东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支持取消文理分科的现实依据。卢晓东对这种科研趋势的解释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不同领域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在现实层面也是如此，被作为时尚典范的ipod和iphone是科技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光懂技术，是做不出来的。”
卢晓东透露，北大正在着手建设一个由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三大学科有机集成的新专业，以满足今后中国的人才需求。他说：“在美国，这类复合型专业是培养总统的。”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总统懂经济而不懂政治，或懂政治却不懂经济。事实上，这个专业具有“文理合一”性，因为经济学某种意义上属于理科。
“元培模式”：让学生进大学后再挑选适合自己的专业
卢晓东所在的北大元培学院，成立于2001年，是北大、甚至中国高校界的一片“特区”。卢晓东之所以能如此有底气地支持取消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源于成功实践带给他的自信。在元培学院，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皆处于“无专业”状态。他们在大一一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各个专业的课，比较、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挑选专业。这与他们的同龄人们未入大学校门便已选定专业的常规程序，截然不同。
“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片“特区”的开拓者们认为：应该强化本科低年级生的基础教育，到了高年级，再与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这既能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的生源，也可以为社会提供适应力、潜力出众的本科毕业生。
“先入大学，再选专业”的“特权”，引来了无数高考尖子生的向往。据卢晓东透露，去年，元培学院原本只计划招收160人，但由于考生及家长们热情出奇的高涨，校方最终扩招了73人。其中，包括11名高考状元和2名奥赛金牌得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考生对这种教学模式的热情越高，广东的考生尤其如此，”他说，“有的学生是以理科生的身份考进来的，进来后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科上，就转到了文科。我们的文理分科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我们刚刚批下来的‘古生物’专业，就横跨考古学和生物学这两个分属于文科和理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
如果说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可以避免学生过早地定型，那么，“元培模式”就是“文理不分”高考制度的延伸。“元培模式”将这一教育思想从高考延伸到了大学。毕竟，大多数对社会、对自己缺乏足够认识的高考考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都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而一个人很难在自己不喜欢、或自己不适合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改革的配套：从“百分制”到“GPA制”
卢晓东认为，目前“文理分合”之辩中关于考生学业负担的讨论，决策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通过配套改革措施为考生“减负”。什么时候分、怎么分，应当谨慎对待。
卢晓东对目前的计分办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现在的高考，150分与149分，一分之差可能彻底改变考生的前途。但问题是，相差一分的两名学生在能力上真的有如此大的差距吗？我们的中学生早出晚归，做的都是‘精确化’的努力，为的是考场上能多考那么一两分，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小小的不精确无伤大雅，比如说：我们生活中读错一两个字的发音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吗？我们的考试不应该在这些细节上太较真。”
卢晓东建议，高考的计分方式从“百分制”改为目前各高校普遍施行的“GPA制”。在GPA计分制下，91分与99分都等于“4分”，体现在最终的成绩上毫无差异。因为GPA计分制假设：考91分的考生与考99分的考生都是优秀的，他们之间并无本质差别。卢晓东认为，GPA计分制有利于学生的减负，让学生“不必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抠来抠去”。
卢晓东还指出：“文理合一”并不等于“所有科目都考”；文科科目选考一门，理科科目选考一门，这同样是“文理合一”。这也是改革的重要问题，有待决策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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