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上有几个里程碑，最近的一个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虽然激烈、短暂，但对此后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与政治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将继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无所谓当代中国文化，它是我们今天社会价值主体的根本基础，中国新文化的总源泉。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句诗：“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我想借它来作为本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回顾。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历史上很多东西我们还来不及认真思考与分析，就已经成为过去，成为经典了，而后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都是很间接、很模糊、带了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的。
“五四”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对我们却影响至深。尽管如此，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它似乎是一个已经封闭的体系——白云回望合。我们对这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用我们对历史的关照与判断能力，重新思考与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重新思考与评价我们对它的态度与看法，拨开云雾，掀开面纱——青霭入看无。
新文化运动的起因和条件
思想启蒙是民主的前提
17—18世纪，西方世界开展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该运动开始于英国，蓬勃于法国，实践于美国，扩大到整个世界。启蒙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成为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强大思想动力。
思想解放至关重要，没有人的思想更新，就不会有现代公民。“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全面再评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
除了美国等移民为主的国家外，任何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都必须进行一场思想启蒙，实现观念革命，让专制时期的臣民变为公民。
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样一个民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国人就难以冲破传统观念牢笼，涤荡专制统治。
专制主义阴魂未散
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主义幽灵仍在国中游荡，不管是袁世凯的称帝还是“革命”者的集权行为都说明，专制主义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陈独秀等深感“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新文化运动，就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意识，帮助国人摆脱专制主义束缚，为实现真正民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自由空间是思想争鸣的保障
民国政府时期，人民享有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当时，存在大量的独立媒体，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在这一时期，各种学说百家争鸣，任何主义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任何思潮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科学文化事业在20世纪空前绝后地繁荣。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陈独秀
他创办了《新青年》，并在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以爱国主义激情，启示必须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以顺应历史的发展。他热望青年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应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他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全面批孔的文章，论证孔子旧礼教不适合现代社会。他说：“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封建文学和“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彻底打倒。
#p#副标题#e#李大钊
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
1918年，李大钊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中国人民应“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他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大地上，李大钊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
胡适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因为白话文的形式适合于新思想、新文学的内容。他是要使白话文成为正宗的文学。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鲁迅
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攻击最为猛烈。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吃人的礼教”一语，就是从这篇小说来的。
钱玄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大力宣扬文学革命的观点，五四以后仍旧从事文字改革的工作。在当时反封建反孔教的思潮中，他处处以“疑古”的批判精神，对守旧的势力作出不妥协的攻击。另外，他也痛恨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他曾明白地指出，欲使中国不亡，并成为二十世紀文明的民族，就必须反对旧的伦理纲常而采用西洋的新伦理。而且又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事物沒有永久不变的道理。
刘半农
1917年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0年赴欧留学，研究音韵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继续从事杂文著作。作品自然洒脱、幽默风趣。
刘半农，钱玄同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宣告成立。
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文化运动伊始，便开宗明义树起人权与科学两面大旗。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人权的提法由民主取代，两面大旗改为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称民主和科学为“德先生”和“赛先生”，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不同角度阐发民主思想。
陈独秀视儒家思想为民主的障碍，认为“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他指出民主思想源于近世欧罗巴人，所以应认真学习西方民主。他强调，争取民主必须反对“恶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李大钊则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指出，全民普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没有全民普选，还配叫共和国么？……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他在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青春》一文，号召广大青年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使命！
胡适则号召广大青年脱奴隶状态，负起公民责任，做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努力用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确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文化和社会。“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个人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及人的权利，其基本精神是崇尚个性，尊重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不是以现实中的个体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集体本位倾向，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使个体失去其主体性。集体主义是专制的基础，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前提。
启蒙思想者高扬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强调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新青年》杂志发刊辞《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号召青年努力争取“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号召国人负起民族、社会、历史的责任，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普世性的文明：“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除了指普及科学常识外，主要是指树立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思维方法必须从“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不盲从一切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西方的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把民主和科学视为立国之本。
#p#副标题#e#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意义
《新青年》：倡导文化的新生
以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等领导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四年以后五四运动的爆发积累了思想资源。宣传民主和科学、批评儒家学说、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核心主张。这三个主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那以后，当人们思考中国社会的前途时，不能不回想起新文化运动中先贤洪钟大吕般的声音。
从《青年杂志》创刊起，九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路，虽有反复，毕竟是在前进当中。一念及此，不能不怀念新文化运动的首倡之功。我们无力厘清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思想分歧和学术辩难，也无意梳理今之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仅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新文化运动的三大核心主张，在九十年以后如何落实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并以此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新文化运动以“文化”为旗，意在改革传统中国的政制和思想，其文化的意涵较今广阔。我们仅从科学、儒教、白话文三个方面，联系当下的事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请进“赛先生”与信而不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了沉痛的民族自省。新文化运动主张引进“赛先生”，在中国倡导科学精神，借近代自然科学来反对迷信。提倡科学精神，讲究证据和论证，是对中国固有经学传统极大的反动。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又如何呢？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2人中有1人迷信求签；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梦。不过，调查中一个综合追问分析显示：真正迷信者的比例仅13.3%，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是“信”而不“迷”。报告中还说：2003年，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在个人素养中的比重仅占1.98％，而美国公众2000年的科学素养比重已达到了17％。 这个调查的数字是否确凿我们可以怀疑，不过我相信，“信而不迷”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待迷信的态度。其实，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上虔诚信仰的缺失，这也是历来国人的迷信状况。只不过，迷信的对象从怪力乱神增添了星座等新的元素。我们无法肯定今天国人的迷信人数、迷信程度比八九十年前的中国如何，但联想到并不遥远的全国性“扎堆结婚事件”等民间传言的惊人效力，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迷信在中国依然存在，且势力不弱。
如果说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异的话，那公共事务中体现出来的行为特点足以表明科学精神是否在中国社会扎了根。从城市规划到学校教育，从经济发展到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实频繁地让我们感叹官本位和唯利是图的病灶远远超过科学规划、科学论证的力量。如果从全民受教育程度和超过1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国民的素质和九十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知识并不代表素养，受教育人口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并不代表科学素养的加强。而所谓科学素养简而言之正是“拿证据来”这样极其单纯的原则。惜乎这样的原则在如今的很多事务上还仅仅是一个原则。
反对儒教与儿童读经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专制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特别是反对康有为等“定儒教为国教”的主张。今天，儒学教育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里面已经很难找到位置了，“是否定儒教为国教”的争论今人听起来也恍若隔世。儒家思想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道德的规范已经日渐淡化。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这一主张应该是得到了最好地实现。
2004年被称为“儒学原教旨主义者”的蒋庆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又把儒学变成了该年度一个热门的词汇。这场运动不出意外的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不过，此时的读经和当年的尊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学说是强势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尊奉儒学的人被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类似儿童读经的行动为儒学在多元的文化中争取一席之地，以避免成为需要保护的“遗产”之命运。儒学已经从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回复到文化的本位，且在多元的文化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即使是这样的位置也是多年以来文化变迁的结果。正如蒋庆所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能够正确、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并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弊病，遂产生回归中国传统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这无疑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于是社会上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开始增多。”
提倡白话文与以古白话作文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
从今天的眼光看去，新文化运动主张使用白话文写作，使得著笔为文的门槛大大降低。没有白话文的普及，我们不能想象今天的网络时代，还会不会有海量的新闻和bbs上潮水般的帖子。和儒学的境遇一样，文言文在日常交流中已经被摒弃，具有文言文阅读能力的人口已经大大下降了。2001年，江苏一考生用古白话体写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获得满分，引起争议。看了文章的人都了解，那考生的文字功夫相当纯熟、流畅，不过，该文用赤兔马的“忠”来对应试卷上“诚信”的主题，似乎确实有点偏倚，也引起了文言文如何表达现代思想的疑问。
北师大中文系王宁教授当时接受采访说，“中国文化史上的‘言文脱节’的情况非常严重。事实上，唐朝以后，中国人说话就已和今人差不多。但一写‘千秋文章’，则效仿先秦文学。言文脱节，不利于文化普及思想的传播。所以“五四”以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反对写文言文，倡导言文一致。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的新词汇不断出现，文言文写作更不适合现代人表情达意。”
文言文从下笔为文的唯一工具逐渐成为了文人怀古怡情的游戏，估计不久的将来，变成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未可知。
科学未立 传统式微
通过上面的简略考查，我们看到：儒学和文言文已经逐渐边缘化，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三大目标已经有两个彻底实现了，尽管今天儒学和文言文的状况并非他们所愿意看到的。我们也遗憾的看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科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扎根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五四一代学者奉近代自然科学为圭臬，无意识的造成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尊崇地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对弱势也使得真正的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落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精神没有切实的扎根，传统文化在加速退潮，这可能是我们在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当下所面临的最令人尴尬的情景。
正确评价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编辑 八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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