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袁芝兰
4月初网友爆料，今年3月因“三鹿事件”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12月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此消息一经披露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此事还余波未了又有媒体报道称，鲍俊凯于5月初已经回京重新赴任，新职务为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三鹿事件负有责任并受处分的食品安全主管官员，竟然在全国人民愤怒讨伐、中央在严肃处理的时候，竟被悄悄调往异地任职，还加以提升，实在匪夷所思！
官员“带病复出”类似事件绝非仅有。今年3月份接二连三有媒体报道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6•28事件”中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曾带病复出，因为当地相关部门的不慎，结果被强盛的网意“拦阻”。而在这之前，被问责官员短期内重新当官的新闻更不少见。如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
为何问题官员不断演绎着“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的闹剧，值得深思！如果“带病复出”、“带病提拔”不“问”不“责”，在中国大地层出不穷，到底是问责制不完善，还是问责不彻底呢？或是权力后台作保护伞呢？是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谁敢顶着普天下舆论压力，明目张胆地让能激起民愤的带病官员复出高升呢？到底是干部机制有问题，还是用人制度出了问题？
□ 本刊编辑部策划组稿
近期问题官员接二连三复出，如“三鹿事件”撤职官员复出，黑砖窑撤职官员复出，瓮安撤职官员也复出……而复职原因语焉不详，复职形式多样却不清晰。面对公众质疑，问题官员复出，该怎样让程序公开透明？问责风暴愈演愈烈，公众叫好之后又心存疑虑，各地出台领导问责办法，标准不统一，面对地方法规的差异，又该有怎样统一明细的法律依据？公众不禁要问这些不断演绎地问题官员“带病复出”、“带病提拔”的闹剧何时休？
最近被曝光的“问题官员”复出案例
案例之一：三鹿问责官员重回质检总局任职
盐城晚报5月7日报道，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处分的鲍俊凯近日已经回京重新赴任，新职务为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因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3月20日刚被监察部宣布予以记大过行政处分。
早在去年12月，鲍俊凯已就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一职。资料显示，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国家质检总局直属机构，正厅级。鲍俊凯就职以后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对此，国家质检总局解释称，鲍俊凯任安徽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是在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之前质检总局党组研究决定的。鲍俊凯因工作需要，当时未能及时赴任，因此“符合法律法规和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
5月6日上午，记者在国家质检总局官网人事信息一栏看到关于对鲍俊凯的任职决定，“经国家质检总局会议研究决定：鲍俊凯任科技司副司长。”这是4月30日，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发布的任职公告。另外，另一则直属局任免的公告显示，鲍俊凯不再担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职务。
据了解，4月30日，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国家质检总局党组的决定：邱栋久同志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免去鲍俊凯同志的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案例之二：瓮安被撤书记任黔南州财政副局长
去年发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的“6·2 8”群体性事件，震惊中外，影响恶劣。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对该事件的问责风暴中，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原县长王海平因对事件处置不当而被免职。不过人们或许没想到，因该事件而被撤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早已悄然复出、东山再起。
有关媒体报道了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对瓮安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并著成14万字的《新群体事件观》一书的详细经过。报道称，刘子富在谈到其于去年9月底至10月初赴瓮安采访原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其中提到：“那次访谈后王勤也和刘子富建立了信任。之后，王勤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上班第一天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报道没说王勤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的具体时间，但清楚明白的是王勤被撤职不久后即悄然复出了，从调任的职位来看应是平级调动，而且是黔南财政局副局长的实权职位。
案例之三：山西黑砖窑案遭撤职官员被曝复出
两年前，山西临汾“黑砖窑”虐工案件曾举国震惊。作为极端恶性事件，山西省对在该案负有相关责任的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黑砖窑事件后，有关部门给予副县长王振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他的行政职务。”知情人士称，被撤职后没过几天，王振俊便以县长助理身份进行工作。对其具体的工作，王也坦言，“还是原来那一套”。
目前，王振俊仍享受正科级待遇。据接近王的人士称，王振俊在当地是“实权派”人物，“官职称号对他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掌管着原来的领域。”
案例之四：铁岭被责令辞职的“最牛县委书记”履新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履新，职务是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2008年11月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
据了解，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总指挥由铁岭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袁卫亮兼任，工程日常具体管理指挥工作由副总指挥张志国执行。
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是辽宁省重点工程，在2009年初开工。根据规划，沈铁轻轨总长64公里，其中，铁岭段有27公里。
社会舆论
舆论之一：“问责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
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的现象将不断增多。然而，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在一些地方，官官相护已成为官场通病，而“问责”，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和平息众怒的权宜之计罢了。等事情过去，群众的不满情绪平息之后，被问责者往往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要么平调到其他岗位。对这种官场把戏，群众深恶痛绝。
当然，并不是说，对于“问责官员”就该一棍子打死，永不起用。人们只是要求，其复出的过程应当公开、透明，让大家看个明白。有法学专家指出，如果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现在应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制度化、规范化。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应该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因为这些人被免职或辞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当他们复出的时候，也同样要有个对公众告知的程序。
舆论之二：“最牛县委书记”东山再起打了谁的耳光？
原来，张志国被问责，并不是当地有关部门主动的结果，更不是当地某些领导人的心愿。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和平息众怒的权宜之计罢了。这也就难怪了，张志国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马上高调复出，东山再起。这是打了谁的耳光？是打了媒体一记耳光，也是打了舆论一记耳光，或是打了问题官员复出程序一记耳光？当然，媒体算什么？舆论算什么？民心算什么？复出程序算什么？你们说要张志国辞职，就辞职？好笑！我只是想要他好好地休息休息。我要张志国明天出来，就绝对不会拖到后天！你媒体也好，你舆论也好，别以为你们有很大的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媒体是我指东不能向西的工具，舆论是我随意操纵的传声筒，复出程序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玩意。更何况我既不在意民心，也不附和民意。权力又不是掌握在你们手里，我说他没责任，就是有责任也是无责任，就是大责任也是屁责任，这就是我的责任观！我还能说什么呢，此时的我，也只能无言了，也只能屈从了！
舆论之三: 别让临时机构成为安置问题官员的绿色通道
问题官员接二连三复出，暴露出在干部任用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也让人们惊醒，别让临时机构成为安置问题官员的绿色通道。近些年，国内掀起了问责浪潮，一大批问题官员或被免职，或引咎辞职，政坛风气为之一新。然而，在问题官员被问责以后，人们也非常关注他们的新去向。“带病复出”表明，问题官员有从临时机构复出的可能。这与临时机构的特点有关。一来，临时机构的“临时”性，可以是最好的托辞。二来，临时机构没那么显眼，可以稍微避人耳目。三来，临时机构任用官员程序相对随意，可以避免来自决策层的反对意见。正是如此，临时机构有可能成为安置问题官员的绿色通道，再加上各地临时机构层出不穷，如果不加警惕，临时机构则有可能成为问题官员复出的主渠道。
一方面是“高高举起”的问责风暴，一方面是“轻轻落下”的复出通道，这样的问责，让问责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形成真正的威慑力。作为一种期待，在问题官员复出的问题上，有关党政部门应该规范程序，光明磊落，切不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让严肃的问责成为笑柄。
舆论之四：权力后台不除 带病复出不止
像往常一样，最牛书记的“带病复出”激起了公众对问责制的反思，认为当下的问责制存在很多漏洞和制度后门，制度前台中，官员确实被问责了，而由于对官员复出缺乏约束，避过风头后很容易从后门复出。这种分析很有道理。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制度后门，而在于权力后台。问责制度再严厉再完善，毕竟需要人去执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问责者有权力后台，这个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后台，就会冲破一切制度障碍让“自己人”复出，制度有何用？
“带病复出”层出不穷，问责制不完善是表象，问责不彻底才是根本原因。如果问责非常彻底的话，权力后台也被一锅端出受到惩罚，谁会冒着巨大风险、顶着舆论压力让一个激起极大民愤的人带病复出？只要后台不倒，带病官员就会以种种方式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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