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汪延、郭小兰、卢尧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中,“中部的崛起,承先启后,呼南应北,颇具有战略性意义。”在第四届中部博览会上,与会的政要、企业家和学者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金融危机之下,东部沿海经济略显疲态,中部经济却显示出靓丽的色彩。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有四个省的GDP增长超过2位数。因此,博览会原先邀请1.5万人与会而实际到会3.8万人,人们纷纷来此寻找新的机遇,期待新的作为。
承前启后,星火燎原
与会专家指出,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到了深度调整的“临界点”,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只是加速了调整的来临。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说,过去30年最重要的变化就两个: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封闭型国家向开放性过渡;二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成长模式,以政府主导为特点,逐步从搬运型经济过渡到装备型经济,从装备型经济过渡到今天的制造型经济。
“这种模式带来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与金融、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徐信忠表示说,“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
据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长期依赖于外向型或者外需型的经济,过渡到外需经济和内需经济相结合,并逐步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对于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以及加快中部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的崛起,如果没有中部崛起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说,“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三级火箭的话,中部实际上是第二级,没有第二级,第一级没用,第三级也起不来,所以中部经济发展是承前启后的。”
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目前集中了全国70%纺织业、80%服装制造业和90%以上加工贸易,如今产业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中部地区处于内需市场的腹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成为外商投资和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能在此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机遇,未来确有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地区。
中部崛起,全面崛起
自2004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六省固定资产投资以30%的增速递增,GDP增速持续超越东部沿海,在全国所占份额明显增加,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部崛起的势头不改。
2004年前,国家没有针对中部崛起的区域优惠政策,曾使中部六省普遍感到遗憾。但人们发现,近几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部正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最大实惠。
据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介绍,通过近年来的加紧建设,中部地区路网已初具规模,其区位优势开始发挥。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京九、京广、大湛和陇海、襄渝、浙赣为主干的“三纵三横”铁路干线网及山西煤炭基地大能力煤运通道网。2008年调整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部地区铁路建设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新增铁路1.6万公里,中部铁路总规模超过3.4万公里。规划实施后,中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铁路由原来的175公里提高到331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在中博会上,来自交通、民航等部门的负责人纷纷表示,新一轮扩大内需的投资中,中部地区将占据更大的份额。“中部通,全国通;中部活,全国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高宏峰如是说。
国家行政学院专家指出,2008年以来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为“中部崛起”打下了坚实根基,将确保今后东部和中部的产业转移能够更加顺畅。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苏中表示:“中部正在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热土,进出口银行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六省的支持力度,努力为中部崛起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易会满介绍说,2004年以来,该行加大了对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放各类贷款2万亿元;特别是今年以来,对中部六个省贷款增幅达18.6%,超过全行平均增长15%的水平。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表示,随着国家促进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的全面实施,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着更为宽松的政策和资金环境。
据安徽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头2个月,该省利用外省资金470.8亿元,同比增长34.9%;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资金到位227.1亿元,增长84.9%。
加快制度创新,体现后发优势
在经济转型阶段,中部六省也在探索新的路径。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到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稳步推进,“创新”已成为各试验区共同的主题词。
“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说。2008年10月,安徽正式启动了合芜蚌创新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其目的是推广一些地区的创新经验“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在制度创新中焕发出社会创造力。为此,全省每年从财政资金中拿出5亿元资金用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实践,以“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王金山认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也随之提速。
放眼中部,科技创新不乏亮点:创新试点城市合肥已成为我国家电生产的三大基地之一;武汉光谷聚集着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天诞生7项发明专利;自主创新龙头的长沙工程机械业已成为湖南第一大支柱产业。
湖北大学教授刘国新研究发现,从2001年到2007年,我国区域创新指数持续提升,但中部六省除湖北可以跻身第2梯队外,其他五省均属第3梯队,与沿海地区的梯度差距依然明显。
刘国新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要“使科技创新成为中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普遍行为”。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指出,中部地区虽然具备后发优势的条件,但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与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很关键,然而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据他分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部地区在把握产业转移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与沿海的分工合作明显加强。如安徽主动融入长三角,湖南主动融入珠三角,山西主动融入环渤海,这不只仅是经济的融合,更是观念、制度和社会文明的学习和融合。
范恒山认为,中部要实现加速崛起,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放宽投资领域和行业限制,优化创业融资环境”。同时还要“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指出,中部地区是全国应对危机的战略纵深,为我国应对危机、渡过难关提供了较大回旋空间;中部地区可以为保障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部地区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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