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朱华斌
时维五月，节届端阳。
楚天默哀，吊古忠良。
吟词诵赋，荆楚篇章。
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包粽子，挂艾草，赛龙舟，话屈原，这是每年端午节的应有之义。事实上，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就其形式而言，虽然脱不了划龙舟和吃粽子之类的旧做法，但它却源自屈原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样也源自于荆楚文化的一脉传承！
油然想起一句话：“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人，为了物质进步，我们踉踉跄跄、慌不择路，一边跑，一边丢东西，等我们跑到终点，发现爷爷奶奶偷偷塞到我们贴身口袋里的祖传宝贝都丢掉了。”从屈原的那个时代起，我们跑了两千多年，才到了现代。一路上，我们只是记得符号化了的屈原，至于“丢掉了的东西”，我们一概记不清了，甚至淡忘了，比如屈原身上所濡染的荆楚文化！
何谓荆楚文化？或许，我们得从源头，从深层，从内蕴来解析这种扎扎实实隐显在中国传统文化肌理之中的区域文化特质了！
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巴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的交融地。二千多年前，巴山楚水的秀丽山川孕育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与屈原为代表的、具有楚语、楚音特点，富有地方色彩的“楚辞”。屈原创作的“楚辞”开历史之先河，成为中国文学之父、辞章艺术之祖。他将自己毕生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邪恶势力的反抗，都化为作品的生命与灵魂。诗，就是他的全部。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之家，受过正规教育，继承了楚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他热爱楚国，对楚文化一往情深，对楚国的一草一木怀有深深的眷恋。“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他就是荆楚大地一株深深根植于南楚不可迁移的桔树。屈原的所有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名楚物”，大量采用楚地的方言、方音，尤其反复使用语气词“兮”字，体现了人民的口头语言，读来琅琅上口。他还运用有代表性、有生命力的楚地人民口头语言，如：兰、惠、芷、蓠、申椒、啾啾、皇皇等双声词，使诗句灵活多样、参差错落，富有音乐的弦律美。让我们后代读者根椐自己的认识水平，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都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激动和感奋。
凤是楚国的图腾。在楚人的眼里，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他们对凤的钟爱与尊崇达到了无出其右的程度。在屈原的眼里，凤被视为“灵鸟”、“君子”。《离骚》中有“吾令凤凰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凰在筱兮，鸡骛翔舞”的诗句。屈原生活在自古巫风盛行的楚国，而楚地“信鬼而好祠”，在楚文化中，巫文化尤为突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屈原的作品屡屡涉及到天神、地府、人鬼等巫文化。如《离骚》中描写他上下求索的过程，由虬龙驾车、凤凰为扈从，月神、风神、云神前呼后拥，他直上天宫，命上帝的守门人打开门闩，尽管是受到对方的冷遇，但凭他敢闯天宫“令帝阍”的胆气，已非同小可了。况且在他吃了闭门羹之后，敢于指斥天上和人世间同样混浊，更表明了他对天地鬼神的轻视与否定。
巴楚文化哺育滋养了屈原的创作，屈原又把他对巴楚文化的热爱，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他以高洁的情操、巧丽的才思、博洽的见闻、无拘无束的想像，像周庄驱使寓言那样，把楚国的山川、日月、风云、雷电、鬼神描绘得有声有色、有歌有泣、令人反复咏叹。
对楚国的服饰，屈原也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爱好。“余幼好奇服，年老即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楚人是冠带之民，贵族大抵束发危冠，博袍广袖。诗中一方面表达了屈原志行高洁，不随世俗，另一方面也真实传达了他对楚之服饰的爱好。由此不难看出，屈原与荆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屈原及屈赋都与荆楚文化密不可分，屈原作品也直接影响了楚地一些创作“楚辞”的继承者，如楚国的宋玉等人。他们从做人的准则到为文的风格都刻意慕求。屈原给我们民族留下的文学遗产有着无限的生命力量，他的作品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各国。他已成为世界的伟大诗人，不仅中国人民永远纪念屈原，世界人民也永远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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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副标题#e#楚文化内容广泛，笼统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内涵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层面，第一层是这种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义——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第二层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为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心理；第三层是这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方面——我们称之为物化文化，包括作为物态形式的哲学、文学作品。楚文化在这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民族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民族心理的反映。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实物让人们感知到，是开展楚文化之旋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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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副标题#e#说起楚文化，人们会联想到那工艺精湛的青铜器，绚丽多姿的漆木器、纹采斐然的丝织品、神奇瑰异的缣帛画……当这一件件美奂绝纶的文化珍宝在你脑海里依次显现时，一股民族自豪感定会油然而升！每当听到那奏响世界的编钟古曲，或者观看那倾倒天下的编钟乐舞时，我们都会为祖先的伟大创造而激动得热血沸腾!
2000余年前楚国人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似乎随着秦汉以来的文化统一而消融了。尽管如此，楚文化的精神气质和风格特色却始终浸染着历代的文人学士，明显地反映出南北文化的差异。因此自魏晋以来，文化别以南北已成为传统的区分方式。至近代，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一代国学大师，都曾致力于阐述先秦南北文化性质的差异及南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他们的阐述主要只能征诸文献古籍、囿于精神文化，而不可能广参楚国文物、印证物质文化，所以也因未能窥见全豹而没有形成楚文化的整体概念。
直到本世纪30年代，深藏地下的楚国文物初见天日，人们才开始产生楚文化的概念。其后，随着楚文物络绎不绝地出土，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但真正认识到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并对它展开全面系统地研究，则是在80年代。
楚文化，顾名思义，即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化；换言之，也就是先秦周代的楚国文化。楚地和楚国，乃为历史的概念，初期偏处荆山，地域不过方圆100里，经过楚人800年之久的开拓，盛时“地方五千里”，东临大海，南抵五岭，西包巴蜀，此绕颖洄，疆域几乎是今天的南半个中国。因此，楚文化，即为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在这片广阔土地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统一风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又由于楚国始终是以江汉流域为根基，以故楚文化的中心便在今丹江一带。
据统计，迄今发掘的东周墓葬中，约有80%是楚墓。丰富而灿烂的楚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很自然地形成了楚文化热。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p#副标题#e#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p#副标题#e#通常认为，文化有两种现象，一是“物化”现象，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一是“人化”现象，即人的精神及其产品。其实，第一种现象也是“人化”现象，因为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对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审视文化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视角。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特点、表现其艰苦创业的“筚路蓝缕”，正是这种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楚国历经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视政策下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邦。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筚路蓝缕”的精神不仅为楚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它所带来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们劳动的艰险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惊叹，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沉淀和积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渐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对“筚路蓝缕”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人的精神视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意义上去考察，不仅会加深对“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论的自觉，而且会更好地推动荆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沃土上，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张扬遍及各个省区。现代文化价值论呼唤和追求文化个性特征和独特品格。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点，荆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强不息”一般体现在开国创业时，随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尤其是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时，懈怠的情绪就会产生，国家就会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就是一般情况。而荆楚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在开国时“自强不息”，在亡国时，这种精神在楚国先民身上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屈原的文学、哲学和他一生的奋斗理想，也体现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他植根本土，交融齐鲁，宗儒、道、法几家学派而又贯通之，特别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质，使这位爱国诗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他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荆楚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终身奋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应作为荆楚文化的一种独特性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现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长，实际上也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已经讲到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之外，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这种创业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看成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无其他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是能定输赢的。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创造传统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视大力铸造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发扬又要博采众长。因此，立足荆楚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荆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编辑 朱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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