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新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军事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为解决当代复杂多变的军事问题和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指导，代表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军事智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一、以全面整顿为抓手，突出思想拨乱反正
特定的历史环境有特定的解决问题抓手，面对林彪反党集团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破坏和“四人帮”极左思想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全方位的干扰，受命于危难时期的邓小平，在1975年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对当时军队混乱的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变“乱”为“稳”，不整顿不行，不解决思想问题不行。以整顿为抓手，突出思想上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遗毒和“四人帮”极左思想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影响，是国防与军队建设走上正轨的第一步。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冲破巨大阻力，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反复重申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和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的意义。最有代表性的是1975年7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以《军队整顿的任务》为题，全面深刻分析了寄生在军队身上的五大“毒瘤”。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一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核心思想是以军队的优良传统为标杆，坚持党性，处理军队的“毒瘤”问题。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不仅为我军的各项工作端正了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在新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方向和各项政策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原则，恢复了我军优良传统，使国防与军队建设回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以科学判断为依据，突出战略指导转变
20世纪60年代我军确立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基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战略判断。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世界出现了缓和的趋势。1978年6月，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讲新的历史条件”，“对于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1985年6月，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急迫的看法。”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气魄改变我们过去对安全形势的传统认识，并客观地分析了世界大战在短期里打不起来的三大原因，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核力量上处于战略均势，谁也没有获胜的把握，不敢打；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战略部署没有完成，不能打；世界和平力量迅速增长，制约打，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科学的判断使我们抓住了重新选择战略的机遇，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轨的条件已经出现。正如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如果真是二十年、三十年不打仗，五十年之内不打仗，这个战争就有可能避免。” “那我们就可以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正是有了小平同志的这种科学判断，1985年以后，我军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适时地从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军队的轨道上来”，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应急式建设军队，转变到按照和平时期建设军队的规律来重新规划我军的未来建设，从此确定了我军长远的建设方向。
三、以暂时忍耐为前提，突出服从服务大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经济建设是大局，是国家全面建设的中心，这就要求全党全国全军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国防与军队建设也不能例外，这在客观上给国防与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小平同志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小平同志在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上以《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指出：“我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总之，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照顾大局。”“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军队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就是不讲困难、不讲条件，服务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就是尽量让出资源、让出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要求军队要腾出机场、港口、设备、人才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拉开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民合用、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军队发展序幕。
由于一个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国家对于在军事领域的资源配置不可能完全满足军队建设的需求，这对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来说，无疑是缺少有力杠杆的撬动。面对这样一种困难局面，小平同志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思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郑重指出：“现在就是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小平同志所说的“硬着头皮”，虽说是一种无奈，但是，军队建设必须理解国家的困难，分担国家的困难，必须有过一段“苦日子”的思想准备。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主基调是“服从和服务”，“忍耐”是一种暂时的选择，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当然，小平同志“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忍耐”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无所作为，更不是放弃发展，而是发展必须置于这种大的环境之下来考虑，利用有限的资源规划发展问题。这表现在小平同志发展次序的思想里面。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所以，小平同志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服从、服务，忍耐、发展的统一，其历史特色十分明显。
四、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突出国防全面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个大背景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发表了题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讲话，指出“必须把我军建投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小平同志的讲话代表着中国国防与军队未来建设的方向。
在小平同志的思想里，突出国防全面建设首先抓住建设的“短板”。武器装备作为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标志，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和主要矛盾。为此，小平同志严肃指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军队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要善于站在世界舞台上观察问题，善于学习外国一些好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小平同志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防建设贯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自我研发与适当引进”；“新、改并举与系统配套”相结合的武器装备发展原则，在“忍耐”中加强武器装备建设。
小平同志突出国防全面建设的另一个抓手是国防与军队人才队伍的建设。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要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要懂得现代化战争。”很显然，小平同志关于国防与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是以“军队要能打仗”来构建国防与军队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能指挥、懂战法、会管理、善保障的人才队伍是迎接现代战争挑战的必备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是作为人才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举措。
小平同志突出国防全面建设的第三个抓手是国防与军队结构的调整。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科学体制编制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小平同志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在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消肿’为突破口，完成了百万大裁军，调整了军工产业结构和国防科工委体制，确立了科学的体制编制原则，体现“科学的体制编制出战斗力”，合理的国防产业结构出国防效益的现代军队构成理念和国防构成理念，推动我军在“精兵”的道路上顺利起步，在国防产业转型道路上全面跃升。
五、以人民战争为基石，突出未来战争准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当代军事迷信随处可见，许多人陷入了军事领域的“误区”，不少人对战争的制胜因素，人和武器的关系，战争的本质，战争的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对打赢未来战争明显信心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小平同志在1977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告诫全军：“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替代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 1978年7月，小平同志在听取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地位。”
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告诉我们，我们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这是客观现实，武器装备技术含量低，但没有低到不能打仗的地步，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人民战争这种优势是我们的根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武器装备所造成的技术含量上的差距，为我们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提供了可能性。由于我们在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上较之我们的对手低，因此，在战争中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在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不过，通过我们自身优势的发挥和人的主观努力，可以使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少些，可以把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变成战胜敌人的现实性。战争初期的优势并不能决定其战争的结局，“力量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总是相对的。”只要我们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运用现有的武器装备作战，同样可以使我们的对手望而生畏。
当然，小平同志在谈到人民战争时还强调了人民战争的发展， “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总之，仗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加紧备战工作。” 小平同志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作者：赵宗九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理论教研室教授，大校，全军优秀教员，享受军队优秀人才一类岗位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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