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西岗村一处名为“西湖秋韵”的经济适用房小区，被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新建起多栋连体别墅和复式结构的“楼中楼”住宅楼。7月12日晚，郑州市政府公布了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罚决定。但在处罚决定中，板子全打在开发商身上，而对事件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郑州市规划局、国土局、房管局和建委等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并没作出任何说明。
更让公众无法接受的是，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还发现开发商背景复杂，有多名党政干部的亲属是股东，涉及市政府、国土局和公安局等多个权力部门。虽然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经商兼任老板，但在国企产权交易，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转，煤矿、房地产等资源性产品开发以及金融运营领域，不难看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神秘的身影。
有关专家认为，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公正、公平和透明的游戏规则上；“如果法律不对权力介入市场的边界和路径进行清晰的划定，必然会使一些领导干部在腐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为严重的是，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财富伦理。”
商场晃动重重“官影”
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亦官亦商”现象逐渐增多，而且多数是因其他案发，才“拔出萝卜带出泥”地被揭开深层内幕——
6月2日，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原局长周广玉，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经查，周广玉个人资产上千万元，拥有18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开发、典当、担保、制药等行业。直到周广玉其他案发，其经商之事才引起社会关注。
此前的4月25日，湖南省新开铺劳教所原所长兼湖南开关厂原厂长彭策新受审，长沙星城地区检察院指控其涉嫌受贿。经查，彭策新一边担任政府官员，一边经商，并利用职务之便，在基建业务安排、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利益，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17.47万元。
像这样“亦官亦商”的，还有广西北流市审计局原局长兼个人公司老板苏志天；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原党委书记和新长征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妙兴；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镇平县贾宋食品系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天喜，等等。
由于中央明令禁止，因此党政领导干部经商都比较隐蔽，他们暗地或参股或兼职，或以配偶、子女名义注册经营，自己则在幕后操纵当老板，经营范围涉及餐饮业、矿业、娱乐业、修理业、农林渔业等各个行业。
但让人不解的是，近年来有些领导干部经商逐渐呈公开化趋势，并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比如有的企业上交利税多了，地方政府又拿“官帽”送给企业老板；有些地方财政对某个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就干脆派个党政领导干部兼任总经理或董事长。
“这些人既是党政领导干部，又是企业老板，有两个地方办公，有两套可供调用的人马，或明或暗地有两种报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现象，有关部门应认识到这种权力入股市场的严重性。”
公平竞争遭遇挑战
“市场经济要保障每一个投资者都有平等的竞争地位，并为每一个投资者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李成言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和执行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如果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必然会凭着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以谋求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对自己倾斜。”
目前商业上的一些霸王条款、垄断和变相垄断市场，以及公民在接受政府公共服务时，被迫购买某些指定产品等，有迹象显示均与“官商一体”存在密切关联。
“放任党政领导干部经商，会催生以官养商、以商洗钱的腐败现象。”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表示，“尤其要注意，有些党政领导干部以家人名义办企业，他们不但有可能暗中操纵，化公权为私用为自己赚钱，也有可能通过企业为自己其他不合法收入洗钱。”
不久前，浙江金华一把大火，烧出东阳市公安局长俞流江拥有价值400万的别墅。官方回应称，买别墅的钱是其妻企业经营所得。由于俞流江具有特殊的身份，这样的解释无法打消公众心中的各种疑团。
领导干部经商还极其容易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导致在中央某些决策的执行上大打折扣。比如这些年，不少投资入股矿山的领导干部，就暗里抵制、干扰对违法矿山的查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表示“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公共服务和秩序维护者的党政领导干部，应恪守自己的职责，谨守法律授予的权力边界，遵守权力伦理的市场行为，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法不责众”下的常态
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强调“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
近年来，出台的类似文件或相关法规都有，为何党政领导干部“亦官亦商”现象屡禁不止？专家认为，除了利益驱动外，制度缺乏稳定性、法规相互抵触、监督不到位、惩戒乏力等弊端，导致领导干部经商成为“法不责众”下的一种常态。
“在制度方面，无非是领导干部经商泛滥时，才下一些猛药，对这些规定的执行缺乏稳定性。”李成言教授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大量禁止公务员经商、兼职的规则，但多数内容重叠，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并没有真正发挥约束领导干部行为模式的作用。”
据了解，在禁止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方面的规定，有不少含糊的地方。比如对领导干部的级别，有时规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亲属不能这么做，有时又规定县处级。同时，对亲属的范围，也没有清晰的界定，即使界定也非常窄，仅指直系亲属和配偶。
“领导干部经商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与政出多门有关。”尹韵公研究员指出，“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与中央相关政策相‘变通’的政策。在禁止还是允许党政领导干部经商或兼职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政策缺乏一贯性，使公众无所适从。”
另外，领导干部经商违法成本太低，也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现实中，党政领导干部即使经商，只要没查出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问题，一般也只是批评教育、促其改正。对其所获利益的处理，因为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往往只好“既往不咎”。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应松年教授认为：“领导干部经商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原因是缺乏发现和曝光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机制。同时，还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纪检机关与税务部门、工商部门协调配合不够，领导干部考核制度不健全等有关。”
“对领导干部是否经商，没有健全的核查机制，对那些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人，还缺乏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齐善鸿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规定就形同虚设，以致在“潜规则”下，形成法不责众的难堪局面。
理顺官商“走动规则”
在专家看来，从政者“下海”必须符合规定，同样，商人当官也要有明确的规范。基本规则是，官就是官，商就是商，二者不可兼得。
“对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经商情况，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对有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对有经商行为尚未严重腐败的，在进行纪律处分的同时，应要求离开官位，或限期剥离商人身份。如果企业主想从政，就应与过去的企业彻底‘切割’，并将财产及公司情况登记备案。”尹韵公表示。
“应当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经商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在职和离职领导干部经商，分别作出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同时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还应当推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立严格的核查和惩处机制。对需申报而不如实申报的，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须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其所获非法利益，应按有关规定予以收缴。”
据了解，在很多发达国家，法律并不禁止公务员辞职或退休后经商办企业，但对此却规定了相应例外和相应限制性措施。比如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员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和其他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评议员，也不得自办营利性企业。”第二款规定：“职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营利性企业中应允或担任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瑞士《联邦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餐馆、咖啡馆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使得舆论一向呼吁的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开始有了真正可操作的规定与实施办法。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经商监管不力的单位或系统，可对应多项问责条款，对单位或系统“一把手”进行严厉问责。在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应进一步拓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渠道，诸如健全税务制度、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监督作用、重视群众举报等。
“由于领导干部假借亲属名义办企业现象比较普遍，应特别监督好领导干部家属的从业情况。重点则是那些在审批、监管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家属。”李成言教授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家属的从业申报制度，对于申报的内容，必须有人反复认真甄别、核准，在必要时，及时对当事人加以提醒，责令纠正，直至作出严肃处理。”
专家还建议，在土地、金融证券监管部门和规划等风险高的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对其配偶子女的从业范围，应有明确“禁区”，比如禁止进入证券金融行业，禁止从事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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