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创新，源于时代的呼唤，在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15年的历程中，根据变化了的战略环境和国家改革开放、持续发展新的需求，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把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的发展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体现了他“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大思路。因此，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的时代性、创新性，围绕着一个“新”字构建、指引国防建设和中国军队转型。
一、新“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几十年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的变化，始终基于对国际国内安全环境的科学判断。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理论，根据变化了的战略环境和国家安全新的需求，客观地分析了新的战略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为我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江泽民同志关于新安全环境的科学判断，有三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基本方面。
第一、和平是主潮流。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两极体制不复存在，和平的呼声之高前所未有，席卷着整个世界，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在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江泽民同志站在全局的高度，对这个新的战略环境适时地作出了科学的判断。1994年9月，他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国安全观的基点在客观上需要有新的变化，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也必须依据这样的客观现实适时地作出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抓住机遇、扩大机遇和延长机遇的思想。这样就使国防和军队的发展可以按照一个新的宏观设计和长远规划进行建设，体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思维，资源配置的合理布局。
第二、不稳定是常态。和平是主潮流只是新“环境”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要持续很长时间，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这种判断的依据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仍有亿万人民处于贫困状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国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也必须依据不稳定是常态的判断，适时地作出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挑战和化解由新挑战带来新风险的思想，这为今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打方向提出了新的选择。
第三、发展是主基调。相对和平的环境，给各国战略选择带来了一致性，这就是发展优先。在当今世界，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发展是主基调。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因素。” 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国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也必须依据发展是主基调的判断，适时地作出调整，其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在战略思维方面要把国家安全的视野扩大的思想，这为后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新使命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新“市场”带来的新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是国家各个领域的主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的大环境已经从“计划”走向“市场”。面对一个日趋活跃的市场，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面对某些人生价值观念的扭曲，如何打造一支永远“听党的话”，绝对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江泽民同志最为关注的问题，达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p#副标题#e#
1994年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严肃指出：“社会不良风气在部队中也有这样那样的表现，一些官兵已经受到了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些人甚至包括少数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谋求私利，
滋长了享乐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人民军队来说腐朽思想文化是一种腐蚀剂。”“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如果不能在新形势下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就有变质的危险。”
1996年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再次严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腐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官兵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对部队作风、纪律的冲击，就其广泛性和严重性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官兵中受到腐朽思想侵蚀而发生违法乱纪和蜕化变质的现象，我总是感到很忧虑。”“我们有些人却中了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毒害，至今还未醒悟过来，我看是应该向他们大喊一声了。”
军队的这些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环境还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此，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军上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治军特点和规律”，“要进行热爱祖国，献身国防事业的教育，解决好‘为谁当兵’、 ‘为什么当兵’的问题。”“加强革命人生观教育”，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军队要率先践行“三个代表”思想，在市场面前，在利益 “诱惑”面前，经受住考验。江泽民把“政治合格”摆在了对军队“五个要求”的首位，并“一再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强调军队讲政治应该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拒腐蚀、永不沾，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纯洁。”号召军队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采取措施“坚决果断地整顿军队的生产经营”，从源头上阻塞部队人员可能“变质”的渠道，遏制了蔓延的苗头，对于抵制“灯红酒绿”腐朽生活方式和贪图享乐的思想侵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军队在“市场”冲击面前站稳脚跟，保持了军队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纯洁，永不变色。
三、新“战场”带来的新考验
军队的根本职能是为了打仗。面对复杂骤变的国家安全环境，江泽民同志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能不能打赢的问题。因此，在他的思想里，未来军队的建设，根本的问题是谋打赢的问题。“打得赢”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性课题”，军队必须而且只能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长远建设。因此，在军队的长远建设方面，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科学确定了我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武器装备出现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各种武器装备联结为一个有机体系，远程攻击能力大大增强，打击精度空前提高，杀伤力成倍增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全纵深作战、非线性作战有可能成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基本交战方式。过去我们讲陆、海、空一体，现在已经是陆、海、空、天一体了，特别是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在江泽民同志看来，高技术战争的战场环境与传统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高技术战争“高”在哪里？它主要体现在“三高”，即：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高；作战理论、作战样式的创新程度高和对战争控制的水平高。#p#副标题#e#
面对部队出现的某些“恐高症”现象，江泽民同志在分析产生的原因时指出：问题就出在我们对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我们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还知之
不多，知之不深。“对高技术战争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很不系统，有分量的东西还不多。”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军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高技术战争，探索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和作战样式，把握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发展趋势，防止“恐高症”现象的蔓延，尽快突破恐高思想障碍。并且要把“打得赢”作为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个重心，谋划军队的各项建设，迎接未来战场的考验。
据此，军队对未来的高技术战争研究掀起了空前的高潮，努力揭示高技术战争的规律，把各项研究成果用于军队建设，军队建设的总体设计方向明确，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和“整体谋求适度发展，局部争取大幅跃升”总的原则，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强化“打赢”意识，以“打赢”为尺度，牵引军队的各项建设。
四、新“军队”带来的新标准
新军事变革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被称之为“硕士战争”的几场局部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揭示的是战争手段的技术含量、战争理论的智慧含量、战场环境的非自然因素含量和战争主体的知识含量。所有这些都聚焦为一点，即传统的军队已经不适应新的战场，军队转型势在必行，打造一支小而精的“知识型”军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军队主要选择，很显然，新型军队应该有新的建设标准。
江泽民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在1996年1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他说：“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军的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他所主持制定的《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中，明确了军队转型的方向，即“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为了实现“两个转变”，江泽民同志强调在战争手段、战争理论、军队体制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领域按照时代标准进行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转型。
在战争手段领域，江泽民同志强调：“我军在武器装备、情报侦察、通信联络、指挥控制、联合作战等一些基本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军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要逐步更新装备，否则太落伍了不行”，“要以我们现有的财力物力，努力改进我们的武器装备”，“要坚持科技先行，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坚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有选择地引进关键的装备和技术。” 手段转型标准是关键手段有突破，手段整体有震慑力。
在战争理论领域，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只看到武器装备等‘硬件’方面的落后，而往往忽视军事理论这一重要‘软件’上的差距，对发展军事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将来是要吃大亏的。”“要从我军实际出发，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努力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 理论转型标准是战略理论有突破，联合作战理论全面创新。
在军队体制领域，江泽民同志指出：“从当前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看，我军的编制体制不合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编制体制的调整改革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精心搞好总体设计，使之切实可行。”“要体现‘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要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有利于未来作战的需要。” 体制转型标准是结构合理，整体运行高效。
在人才队伍建设领域，江泽民同志强调：“迎接新的军事发展的挑战关键在人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就无法掌握新的武器装备，无法创造新的战法，也不可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人才培养要先行。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要通过强化部队训练和院校训练，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特别是要培养大批懂得高科技知识的指挥人才。” 人才转型标准是能力、素质适应“两场”，“五支队伍”整体稳定。#p#副标题#e#
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军面对“两场”和世界军事变革的挑战，在军事的各个领域突出以“两个转变”为核心的军队建设转型发展，突出承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
五、新“国防”带来的新构成
军队是国防的主体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国防资源构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内涵。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建设。”江泽民同志这种对国防新资源的思想，决定了我国国防构成必须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必须用新的思想去打造。
第一、加强国防“软件”的实力构成。一个国家国防的“软件”是国防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国防观念、危机意识、尚武精神、社会风气、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历史证明，国家的形象、民族的安危、国防的强弱都与此密不可分。也正是如此，江泽民同志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对国防的新构成有着时代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指出：抓国防教育要采取“抓头头、头头抓”的办法，首先要抓好各级领导的国防意识，把军事知识引入各级领导的知识库，把懂点军事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其次要在深入国防教育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来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使公民国防义务法制化。再次要提高后备力量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适当比例。江泽民同志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之中。纲要规定：“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第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的实力构成。制度、机制是力量的保证，完善国防动员体制的实力构成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特色。1993年1月13日，江泽民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总部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结合国家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机制，重点解决未来局部战争中的快速动员问题。”1998年1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针，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提高国防动员能力。”在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我国陆续颁布了《兵役法》、《人民防空法》、《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国防法》等重要法规。在新国防、新构成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国防动员体制实力构成有了明显的改观。
第三、加大国防战争潜力的实力构成。国防战争潜力构成如同国防战争实力构成一样，是国家安全力量“两轮”中的一轮，“两翼”中的一翼，没有战争实力的国防和没有战争潜力的国防都不是完整的国防，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强大国防。特别在和平时期，国防战争潜力建设的地位则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军队建设经验时指出：“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按照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必须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做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预备役军官法》；1996年3月中央军委依照有关规定下发了《关于评定预备役军官军衔的指示》，决定对预备役军官分别授予从少将到少尉等8个级别的军衔。这标志着我国的预备役建设进一步走向有法可依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轨道。与此同时，我国预备役部队从结构上也摆脱了单一军种的结构，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也大大提升，训练课目也增添了新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作战能力正在逐步提高。
由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和军民结合的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国防动员、国防教育机构等多功能新的国防构成，已经成为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主体。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大国防战争潜力的实力构成的思想，不仅顺应了现代国防的发展趋势，在战略部署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崭新的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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