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完成了从围绕着历史性课题的提出到围绕着历史性使命的转变，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
命是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保障国家发展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是胡锦涛对国防和军队领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提高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胡锦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远部署；增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是胡锦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根本任务。深入学习和理解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围绕新的环境，提出新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着许多战略机遇和难以预测的挑战，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正如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深刻变化，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在增加。”
从“战略机遇期”的视角来看，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国际社会寻求新的对话机制与跨国的合作机制不断增多，出现了许多新的选择机会与构架，加强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可以获得一段较长的稳定发展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同时，由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广泛性和中外军事合作、交流渠道的增多，为拓宽国防和军队发展的视野，借鉴各国国防和军队转型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了解外军和世界军事领域的发展动态，也有助于根据中国的国情，少走弯路，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效率，加快发展的步伐，为彻底解决“两个不相适应”的矛盾，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就像胡主席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从“矛盾凸显期” 的视角来看，尽管国际社会出现了难得的和平与发展机遇，但是，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新的矛盾不断呈现，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和冲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和冲突；发达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和冲突，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具体而言这种复杂的局面表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战乱和地区热点时起时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各种邪教组织和跨国犯罪盛行，极大威胁着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和我国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在胡锦涛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体系中，特别突出忧患意识的强化，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定要认清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认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
不难理解，着眼于新的环境，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把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履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的具体实践中，是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二、围绕新的关系，满足发展需求
胡锦涛早在出任军委主席的时候就指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指出： “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胡锦涛的这一思想既体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国家国防发展需求，更体现了国家发展的总需求。
从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来看，围绕着两者的关系首先是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这条原则强调的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相对和平时期的国家资源配置，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发展的需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资源配置与经济建设资源配置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能以任何理由与经济建设争资源、抢资源，服从是无条件的，这是大局。其次是国防建设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这条原则强调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保安全，还有保发展，就是保安全里面也含盖着发展安全的问题。离开了这个目标，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义便不复存在。
从国家国防发展需求来看，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国防发展，更不能替代国防发展。国防发展是国家发展“两翼”中的一翼，“两轮”中的一轮。因此在统筹两者关系时，国防发展首先是国防投入的比例协调。鉴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其他国家相比，国防投入的比例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中国国防白皮书》的统计，不仅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防投入相比差距也是相当明显的。2008年的国防预算达到历史峰值也仅占GDP的1.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8之间。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比例协调是国防发展的需求，国家可以为国防发展提供更合理的社会资源。其次是国防投入增长的速度协调。在胡锦涛同志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思想里，不仅有一个质量问题，还有一个速度问题。为了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国防投入需要提速，这是新时期的新需求，使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补偿”性增加，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和选择空间。再次是国防投入持续的时间协调。这是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周期决定的，它可以避免发展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发展过程迟滞现象的出现，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有利于长远发展。
从国家总体发展需求来看，军队贯彻落实“新使命”，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国家总体发展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而不是某一领域的需求。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深刻内涵告诉我们，两者有着不同的功能，相互的作用是不能替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殊性表现在军事能力要与国家的政治需求同步；军事能力要与国家的利益拓展同步；军事能力要与世界的军事发展同步。所以，在“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突出的是“大局观”“发展观”、“效益观”和“辩证观”。#p#副标题#e#
三、围绕“四个创新”，推动军队转型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军队转型的动力。中央决策层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洞察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对军队转型提出了“四个创新”的重要思想。即“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
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这一思想体现了世界新军事变革认知领域里的新思维，在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下，需要我军围绕“四个创新”来获取军队发展的新动力，进而推动军队转型来获取新的能力。
军事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军事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这种现状在客观上反映出我们对信息化战争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对实际发生战争的某些误判。当我们的军事理论跟不上战争发展的时候，当我们的军事理论不能反映信息化战争特点与规律的时候，围绕锦涛同志提出的军事理论创新来指导军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军事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军事技术发展与发达国家军队在技术上形成的差距现状，这种现状在客观上反映出我们打信息化战争在手段上的局限性。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善最终只能依靠自己。正如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突出自主创新、理念创新、配套创新和机制创新是中国军事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选择。
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体制编制结构不甚合理，难以适应信息化战争需求的现状。信息化战争是军队大系统与军队大系统的对抗，是武器大系统与武器大系统对抗，还是指挥大系统与指挥大系统的对抗，系统结构决定了军队整体功能的释放，决定了对抗的效果。因此，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对实现科学发展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
军事管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在资源配置与使用上的问题。锦涛同志指出：“世界新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科学高效的管理，对于降低军队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战略高度控制资源的投向和投量，在战略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都将为我军的转型提供支持。
围绕“四个创新”，推动军队转型，在实际贯彻过程中涉及到军队建设方方面面的调整与改革，需要我们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围绕“四个创新”处理好转型中的某些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要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用创新理念制定转型规划，同时结合部队现状和现实需求，抓好当前建设，真正做到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应急准备与整体转型的统一。
二是正确处理局部跃升与整体转型的关系。一方面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首先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取得突破；另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把局部建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成熟技术，逐步扩展到军队建设的相关领域，从而有效带动军队转型的整体推进。
三是正确处理借鉴外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把学习借鉴和自主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善于在学习借鉴中开拓创新，在创新发展中借鉴他人、超越他人，争取在关键领域实现较大突破。
四是正确处理提高质量与减少数量的关系。针对新的能力需求来调整军队组织结构，真正实现军队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因此，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必须围绕“四个创新”，推动军队转型，最突出的是通过“系统创新”，处理好转型中的各种关系来全面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进一步体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的规划作用、调节作用和约束力。#p#副标题#e#
四、围绕新的使命，打造新的能力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
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报告所指是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整体筹划，构成了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的主体内容，指明了军队转型新的方向。“新使命”新就新在把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放在首位，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着眼于能够抵御和化解来自国内外的政治风险，粉碎“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和“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必须着眼于能够维护和延长我们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确保我们的经济利益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持续性；必须着眼于能够随着我国利益边疆的拓展，确保和巩固我们新的利益范围、空间和长远利益的安全；必须着眼于能够随着我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维护中国在世界的大国正面形象，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就要求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战略必须体现围绕新的使命，打造全新的能力。
打造新的能力要瞄准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根本目标来规划。胡锦涛主席专门以《科学发展观促军队建设 助力构建和谐社会》为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全军要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加强军队建设、履行职能使命提出的新要求。”为实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提升有效维护我国发展领导力量的能力，抵御和化解政治风险，是履行新的使命根本尺度。
打造新的能力要瞄准未来信息化战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一步缩小我军与未来战略对手抗衡的差距，提高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和各种危机条件下的威慑效果。胡锦涛主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提高科学技术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抵御和化解军事安全风险。
打造新的能力要瞄准完成我军多样化任务进行训练。胡锦涛主席指出：“要着力解决军事训练、战备落实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落实训练、战备各项计划的力度”，“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生成和发展部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对于确保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紧紧围绕提升核心军事能力，不断拓展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来规划我军的长远建设，在应对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方面有新的突破，抵御和化解多样化风险，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军队。
打造新的能力要瞄准构建和谐世界。根据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我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的新精神来打造能够展示我国、我军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在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示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正面形象。促进世界对中国和中国国防政策、军事战略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与发展。
（全文完）
作者赵宗九简介
赵宗九，1949年生，1969年入伍，1977年入闽轮战。1979年5月调入空军政治学院，历任航空机械师、参谋；空军政治学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教研室主任，专业技术4级，教授。1995年6月授予大校军衔，硕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秘书长，军队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战略研究所、上海国防研究所、上海国防教育讲师团及上海多个区讲师团教授。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全军优秀教员，全军“育才银奖”，享受全军优秀人才一类岗位津贴，1989年4月12日受到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