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你们中国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研究你们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外国学者的这番话，深深刺痛了中国学者的心。
盲目推向市场，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了碎片，工业文明给主要植根农耕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命一击……如何保护，怎样传承？有专家发出警示，“急功近利地进行非遗保护，势必糟蹋其本质，加快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旅游开发，“文化变成浮在生活表面的几滴油珠”
2008年底，贵州省斥资3亿多元改造苗族侗族自治州西江千户苗寨，完成了道路建设、民族古街改造、观景台等20多个重点项目。对世界最大苗寨如此大动作的改造，引起各界争议。比较强烈的一个批评声音称，政府过度的干涉性开发，伤害这个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旅游开发必须要分清哪些文化可以向游人展示，而不能盲目地牺牲民族文化，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第一目的。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将其当作旅游资源来开发是较普遍的方式，不少非遗项目为了迎合市场而“变味”，陷入“商业化”误区。
以民歌为例，许多文化工作者花大力气去寻找民间歌手，记录他们原生态的歌曲和唱腔，结果凡是唱得好的民歌手都进了旅游区，几年以后不断异化，这些源自生活的艺术形式最后与实际生活距离越来越远。
曾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民间文艺学家刘守华教授上世纪80年代曾亲历过广西“三月三”的民歌会，在山间地头，年轻的男女穿着漂亮的民族服饰，两边情歌对唱，此起彼伏，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而今年刘守华再赴当地考察时发现，民歌会已经成了文艺表演，豪华舞台、大腕演员，而“群众性再也看不到了，文化变成浮在生活表面的几滴油珠”。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松介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地方多是贫困地区，这些地方发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大量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开发成旅游产品。
“保护工作还不够完善时，就将其盲目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这无疑违背了保护的初衷。”刘守华教授说。
离开乡土情境，那些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逐渐消失
湖北宜昌市长阳县80多岁的农妇孙家香，一辈子生活在山村里，从小喜欢从父母乡邻那里听故事，然后按照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消化吸收，用朴实生动的口语转述出来。
老人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却能讲述600多个故事。老人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2003年夏，当地政府请她出山，住进县“光荣院”，每月补贴200元。
华中师大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林继富博士从1997年开始一直“跟踪”研究孙家香，收集了她前后讲过的几百个故事。他通过比较发现，出山后，离开乡土情境和邻里社会的孙家香，口中那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故事渐渐少了，过去激情讲述故事的场面不再出现。她开始迎合山外人的口味，讲些比较时尚现代的故事。
不止一个孙家香。传承人维系着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衰”。保护传承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这一思路，各地纷纷提高传承人的生活待遇，有的甚至将其安排在条件更好的居所。但是，在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当前国内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策略，有待调整。
“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透过“孙家香们”的转变，林继富认为，对传承人的保护要特别注意维持“民间文化生态”，让传承者、风俗活动、传承对象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小系统内，使他们在一个适宜的环境里传承创新。
林继富举例，同样在宜昌市，民间故事传承人刘德培1984年后没离开过家，按月享有政府提供的生活照顾费。他活跃于乡邻之间，故事一直保持原有特色。
对于部分省份以发放补助金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做法，一些学者也表达了担忧。
华中师大文学院副院长陈建宪教授在一次对湖北恩施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村里一个人在群众性的民歌赛中得奖，拿到了一笔钱，结果发现全村人都不再搭理他了，有活动也不叫他参加，最终还是把钱退了回去，“这笔钱我不能拿，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
陈建宪教授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关系，所以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社群环境的维护上。”
非遗保护不能光靠博物馆
流传于保康、南漳、远安等地的沮水巫音，清丽而诡奇。1985年，号为“巫音高手”的王作玉艺人能吹奏40多首；2005年，其子王述金只能吹奏20多首。
荆楚大地盛炽的巫音已细若游丝，日渐式微。
在仙桃，截至2006年，60岁以上健在的艺人有83人，60岁以下艺人只有24人。
多年来，湖北高校一批从事民间文化学习研究的研究生调查的足迹踏遍了荆楚大地，不断发出“濒危”、“堪忧”的呼吁。#p#副标题#e#
“非遗保护热潮掀起的20年，也正是非遗消失最快的20年。”刘守华教授认为，这20年，一方面我们保护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最关键的还在于恰好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最快的时期，工业文明对主要植根于农耕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致命冲击。
比如“花儿”，是植根在山野田间农牧民口头的艺术，近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民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大山，使参加花儿会的爱好者和花儿演唱者越来越少；受文化产业化、新兴娱乐活动南风北进的冲击，流行歌曲兴起，“花儿”成了“下里巴行为”；现代爱情的速效化，使得花儿演唱中，情感性的少，调侃性的多。花儿赖以生存的空间急剧萎缩，山野田间花儿飘荡的情景已成为历史。
“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就算予以特殊保护，其前景也是可悲的。”陈建宪教授说，我们不可能阻止现代生活的改变，也很难大规模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语境。绝大多数‘非遗’，除非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否则必然消亡。文化创新才是保护‘非遗’的根本出路。
“非遗”不是经济包袱而是珍贵资源。专家呼吁，非物质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不可能像出土文物或古建筑那样，凝固封存于某个历史时空点，而是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异和重构，与社会同步发展。不能将其仅仅作为遗留物来保护，光靠博物馆、档案馆是不够的。应努力将其楔入传统节日、群众文化及旅游活动等，使其传承经常化，并建构新的文化生态。
民族“精神植被”需要更多“守林人”
一个故事让刘守华教授忧心至今。在湖北省近年的非遗申报评审中，某地将当地十月十五“接大王”的传统民俗作为项目申报。
传说当地五姓居民祖辈在古代曾遭危难，承一位“石大王”显灵相济，这五姓居民便传下“接大王”以报恩的习俗，相沿至今。这位“石大王”就是五代十国时的后晋高祖石敬瑭。然而，事实上，石敬瑭正是历史上曾出卖燕云十六州与契丹的“儿皇帝”，《中国通史简编》认定他是“丑恶无以复加”的无耻人物。
这样一个与史实价值观严重冲突的习俗，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非遗保护申报项目，反映了非遗保护中一些人民间文化素养的缺失。
徐金龙博士在华中师大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他对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做过专门调查，在他看来，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平台，尚未对大学生非遗教育给以应有的重视。
原本应该是基础文化学科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本科教育中严重缺位。在权威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7年版)中，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既不是目录内专业，也不是目录外专业，根本没有纳入现行的本科专业教育体系。
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几家设有这两门课程的高校，一般也将之作为选修课，大多没有完整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庞杂分散，连课时都得不到保证。
刘守华教授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教学已半世纪，他遗憾地指出，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等课程，均是围绕有关作家的经典之作进行教学，按照“概论”体系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则相形见绌；甚至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样举世公认的艺术珍宝，也未走进高校的课堂。刘守华提出，新编教材应打破这种粗浅介绍民间文学知识的“概论”体系，选取相关经典进行解读和赏析。
2007年，湖北等省份的十余所高校的学者联名向教育部呼吁提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必须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门必修课，进入学校教育体系。
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已存在多年。仅以湖北为例，继刘守华、刘魁立等老一代学人之后，陈建宪等学者也早都迈入中年，而年轻的冒尖人才却乏善可陈。华中师大早在1987年就设立民间文学硕士点，2003年建立博士点。但20年来培养的30多个研究生，大概只有一半从事该领域的教研。陈建宪教授感叹：“即使是现当代文学的二三流作家，都有一大堆人在研究。而对于民间文学，全国高校开设的博士点只有五六个，硕士点仅30多个。”
民族文化不能割断，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也不能断层。眼下，刘守华、陈建宪等教授正牵头进行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民间文学教程》的编写修订工作。对于这些学人来说，肩头担当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如何让民族的“精神植被”葱郁长青，还要为其培养一代代的“守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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