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祈神拜佛求平安，到赤脚医生济天下，再到今天科学管理把握健康，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无论是覆盖率、技术水平、设备设施，还是医疗人员的素质能力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医疗卫生理念也在与时俱进，从有病治病甚至不治的落后与无奈，到主动体检、未病先防，把健康作为财富进行科学管理，中国人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的辉煌之路。
五六十年代，那些缺医少药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项事业都处在恢复阶段，当时的医疗事业也同样如此。缺医少药，医生的数量和人口总量不成比例，看病难成了普遍现象。物质条件的匮乏让人们的健康意识也相当淡薄
，除非病情严重，否则很少看病就医。当然，即使就医，很多时候也没有治疗的条件，看不上病是常有的事情。
“我大哥就是被狗咬之后死于狂犬病的，那年我10岁。”回忆起童年的悲伤，京郊农村的张云生大爷依旧不能自已。“根本没有办法治，大哥只能被关在屋里活活等死。”在他的记忆中，那 时并非百姓不愿意去医院，而是惧于花费太多和治疗无方。
1964年起就在北京市医药公司工作的罗春领说，在当时，医药公司负责全北京市所有医院和少数的零售药店的药品批发。“药品不多，都是按计划分配。比如说有一万盒药，都必须按照百分比严格分到医院和乡下。”
当时的医院并不像现在，想要多少药就批发多少。在那个各种物资都紧缺的年代，药的品种和数量是不能有丝毫马虎的。“我们公司那会儿有个员工，因为偷着把药卖给自己认识的村，还受到了处分。”罗春领说。
文革后期，赤脚医生成为“主力军”
说起改革开放前的医疗事业，不能不说赤脚医生，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医疗体系的主力军。那时候看病，城镇职工子女可以报销，但农村却不行。本来医院就少，设备落后，还没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与状况非常艰难。“赤脚医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历史舞台上。
所谓“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的赤脚医生主要有三种：一是医学世家的传人，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的人，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常年扎根农村，一身粗布衣裳、两脚泥巴，用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解决了中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为共和国卫生事业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记得在抗疟疾病的时候，当时要求是全民服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连服八天药，疟疾永不犯’这是当时的顺口溜。”一位当年的赤脚医生回忆道。那时中国农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传染病、地方病肆意流行，危害着广大农村人民的身体健康。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投入到农村的卫生战线，在农村卫生宣传、防疫、治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走村串户，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常年奋力战斗在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保健三级医疗体制网的最底层，做着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和根治工作，监控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流行，使不少传染病得到控制甚至绝迹，流脑、乙脑、麻疹等传染病得到很好的控制，特别是几十年来，脊髓灰质炎已经绝迹。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们继续从事着计划免疫、卫生室达标、重大疾病上报、死亡人员统计等各项工作。1985年初，医资格考核开始施行，“赤脚医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p#副标题#e#
改革开放，让医疗硬件“硬”起来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中国在各方面实力都开始迅猛发展，硬件设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日益显现出来。原有的合作医疗体系被打破，新的医院开始建立，新的药厂开始开工，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在医院中，病房、病床多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器械以及高级的检查设备也慢慢地得到补充。拍片子、照CT、核磁共振等新技术开始进入居民的生活。
“药品从80年代初就已经不用按计划分配发了。”安徽蚌埠第一人民医院的王鹄芃医生回忆说，因为制药厂的大批建立，药物供应已然充足，可以说是要多少药有多少药了。同时医疗器械和装置的生产也更加充足和先进。“之前由于很多医疗器械的供应和维护不足，医生们都用得是小心翼翼，惟恐出现故障而导致整个科室瘫痪。”他说。
随着医疗条件硬件上的改进，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也让人们能够看得起病，做得起检查和手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立，各类民营医院的发展，都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提供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医疗保险和各种福利政策更为我们增加了经济保障。大型综合医院之外，专科治疗的医院也是层出不穷，骨科、糖尿病、妇科等各类医院让百姓有了更加广阔、专业的选择空间。
新千年，中国人拥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系，有效控制了危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期望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目前的73岁，孕产妇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500/10万降低到2008年的34.2/10万，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降低到2008年的14.9%。中国虽然仍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主要健康指标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先进的医疗理念与卫生观念也正在形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现在的人们对于健康的观念非比从前——用自己的年龄段划分，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自己容易患的疾病，然后从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积极作出调整，使自己不生病的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几十年前的有病治病甚至不治，到现在的主动防病，更注意保护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为主、科学进行健康管理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新概念。
“健康将是中国近期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说。作为非典时期应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邀请回国参与SARS防控工作的著名医学专家，黄建始一直致力于推广健康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我国的国力之所以已经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除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我国巨大的、健康的、年轻的人力资源。”他说，“健康的人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可宝贵的资源。”
2004年，著名医学家韩启德院士将健康管理定义为“对个人及人群的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预测以及进行预防的全过程”。健康管理的宗旨，在于调动个体和群体及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而具体做法就是为个体和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这意味着以后的医疗卫生将更加注重个性化特征，按照个人具体的状况与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适当服务，从而达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2005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宣布健康管理师为第4批11种国家新职业之一。中国人开始拥有自己的专业“私人医生”。#p#副标题#e#
链接
新中国医疗卫生大事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岁，在大多数人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解决温饱和改善营养，另一方面通过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控制传染病和地方病等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人口(特别是婴儿)的死亡率，从而有效地提高人均寿命。
1950年8月 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国内地逐步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并实施到1978年，但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
1985年4月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份文件清楚写明，卫生工作改革的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利于防病治病，便民利民。
199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将卫生事业定性为“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2003年 突发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此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巨大危机。而抗击非典斗争的最终胜利，证明在非典的冲击下，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和一系列经验及教训，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2004年 一份名为《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为79.1%。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矛盾日渐突出。
2006年6月30日 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财政部、原人事部等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这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研究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2006年10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此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路径开始清晰。
2009年3月1日 陕西省神木县在全国率先尝试“全民免费医疗”，只要有神木户口，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生病住院所有费用报销90%左右。这一尝试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2009年4月6日 这一天，注定将成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众所瞩目的新医改方案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新医改方案从无到有，数易其稿，只因其是推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了百姓不用贵药治好病，让百姓公平享有公共卫生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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