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着“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网上传闻，所涉各方都出来否认做过这样的调查。事实上，对于一个稍有常识的人来说，很容易辨别它是真是伪。传闻虽然是假，但它背后反映的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却是不能否认的。正由于这一“真问题”的存在，而且有愈发严重趋势，这则未经证实的传闻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并且使得许多人对此半信半疑。
客观而言，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但中国的严峻性表现在，在普通人的感觉中，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原先一个收入高度平等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两极分化之快，可能在世界各国中无出其右。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且几乎表现为全方位，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等各个方面和层次。
只有正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不回避矛盾，才能去解决问题。当然，要有效解决问题，还必须如实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曾有媒体发表文章列出收入差距扩大的八个因素，涉及到城乡一体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企业之间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行业垄断、监管机制不健全，以及腐败等，大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体制因素造成的差距、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以及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进一步归纳的话，可以抽象出两个根本的因素，即市场机制按生产要素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以及政府管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
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会自动促使资本和劳动这两类生产要素在地区和部门间自由流动，并最终使地区、部门间的资本与劳动比率趋同，从而使人均收入也会趋同，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但这个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政府不能阻止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代替市场机制在地区、部门间配置资源。否则，结果会适得其反。
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政府对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具体表现为，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偏向城市，在城市内部偏向城市正规部门，在城市正规部门内部偏向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待遇好、工作稳定的特定群体。因此，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不可能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消除，市场机制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也就失灵，各阶层的人均收入差距从而不会收敛，只能发散或扩大。
一般来说，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常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解决，但在中国，这一效果之所以不理想，原因正在于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干扰了再分配政策解决收入差距的功效。所以，要彻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必须对现行政府资源配置职能进行改革，以消除政府管制失灵。具体而言，一是要消除政府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的城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上城乡的平等化；二是改革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在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中国从2007年起，人均GDP开始突破3000美元关口。但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扩张，收入分配差距非但未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这就是“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之类传闻每每被大众相信的背景。邓小平在发起改革之初，曾设想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现在看来，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第二个“大局”则遥遥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可能最终实现不了的根源，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此，邓小平晚年在反思这一问题时，警告我们，“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所以，假新闻固然可恨，但千万不能因为其假而把后面的真问题也忘了。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