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后，实施并出台了一系列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打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如及时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快速启动几万亿的首批投资计划、结构性减税及十大产业振
兴计划等等。目前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仍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从总供给角度看，许多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有待转移，失业问题严重，居民储蓄过度，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较低，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制造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民币一定程度的低估，危机过后严重的通货紧缩。
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危机造成的外需萎缩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缺乏整体性的推进，存在着大量的投资领域，居民收入提高的空间很大，消费潜力巨大。因此，这一轮的宏观扩张性政策对中国来讲既是审时度势的当务之急，又是顺势而为且可以较容易达到的。与这些政策相配套，前期某些不合时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也暂停执行，保证了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目前从投资的速度，汽车、住房、家电等消费的增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企业家信心指数的上升等方面看，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出现。下半年GDP的增长速度、就业水平和居民收入与消费，都会有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在危机中这样的增长水平是来之不易的，也是非常需要的，可以树立起“比黄金和货币还珍贵”的信心，为“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提供了积极的条件。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
但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稳定性很差。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储蓄过度的国家，国民收入任何形式的增加，都会导致储蓄的增加。由于危机过后实体经济恢复需要时间，尤其是外部经济还没有走出萧条，出口严重受阻，因此流动性的增加会部分地进入具有投资功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上流动性充裕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迫使银行储蓄转化为资产投资，迅速拉高资产价格，导致国民经济的泡沫化。
第二，从金融资源的配置渠道看，流动性增加时，能够快速获得流动性的部门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第一时间进入民营企业相对困难，对实体经济启动能起到关键作用的民营企业的活动也就难以活跃起来。而国有企业从总体上说是不缺资金的，融资需求也不是很旺，其中相当部分贷款进入资本市场也是其理性的选择。
第三，原有的经济结构非均衡问题会更加突出，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难以改变，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很热，但是民间投资很凉，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第四，许多产业领域中的“国进民退”现象严重，市场垄断力量明显增强，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所倒退。
第五，当民间投资不活跃时，也就意味着微观经济还是处于萧条期，加上眼下通货紧缩的存在，在名义利率不断降低的背后则是真实利率的上升，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民营经济中的流动性和居民手上的流动性也只能进入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来保值升值，对迅速推高两市的资产价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的活力。最近出现的许多浙江民营企业将厂房卖掉用来购买上海房地产进行投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六，如果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一旦形成，加上近期推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呼声给市场造成的升值预期，2008年下半年前流出去的外国热钱会卷土重来，再次纷纷涌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结果会出现外汇储备进一步累积，在目前的强制结汇制度下，为维持中国汇率的基本稳定，外汇占款性的人民币发行就会再次不可控制，会同危机期间央行投放的大量基础性货币，引发新一轮通胀的内外因素正在交叉形成。#p#副标题#e#
深层次问题是市场化改革没有彻底到位
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必须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
制机制。
过去30年，产品市场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大多数产品生产的民营经济主体地位也已经确立，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幅度提高。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要素控制和生产部门的垄断势力明显，效率低下，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部门，如金融、教育、科研、媒体等，经济活动主体单一，竞争度也非常不够。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全扭曲了经济结构，经济中要素控制和生产部门、第三产业中没有展开改革的部门一起吞噬着竞争性制造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率。
同时，中国经济城乡分割的两元结构特征，加上户籍制度造成的固化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和工业化获得很高成就的同时，城乡统筹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与住房保障等后顾之忧得不到解决，城市化进程缓慢，广大农民本可以通过城市化而获得收入提高、消费提升的空间被抑制了，导致推动中国内需增长的长期动力不足，经济中迅速形成的庞大制造能力只有通过外部世界才能获得消化。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来刺激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发展，使得剩余产能得以实现。
界定全国土地产权
“问题不是一夜出现的，也不可能一夜解决”，过度的流动性注入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只能是一种短期为之的政策，绝不是什么“特效药”，要真正启动内需一定要找到切实的突破口，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在战略上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才是持久和稳定的。如果我们未来的增长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将几亿农民转移出来，实现彻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含量，在此基础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全国土地产权的界定，全国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通过土地指标的分配和交易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既可以实现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保证经济发达地区高效率的实现。土地产权界定之后的抵押贷款的发放，将会在中国经济中注入巨大的金融流动性。
一旦土地产权界定合理，土地级差收益将惠及全国最广大的农民，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他们也将以此获得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解决就业、培训和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部分费用，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拓展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
这一方面能缓解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根紧缩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减轻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农业人口压力和财政负担，其结果是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优化配置。
完成农民的身份转变
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这既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城市人口的集聚也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时间维度上的奇迹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空间维度上的奇迹就是产业和人口在大都市的集聚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经济总量及其强大的城市竞争力，世界上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无一不是如此。
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断，全国流动人口为1.47亿。其间我们至少转移了1.5亿的农村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大多只是从农业转移到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消费服务业等方面，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而完成农民的身份转变，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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