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新农保试点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个人
（家庭）、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村居民普遍参保；中央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制订具体办法，对参保居民实行属地管理。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
同时，新农保将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农村养老的尴尬
2008年末，年已69岁的湖南农民付达信，以“故意抢劫”而被捕入狱的极端方式，解决了“两年没吃过肉”的艰难生活，也暂时解决了年老无人供养的问题。据报道说，付老汉在北京站“抢劫”后不跑不逃，等候警察来抓；法庭审问时他十分配合，一再诚恳地请求法官“再好好审审”，要求重判自己，希望最好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尽管这仅仅是特殊的“个案”而并非普遍现象，但读者却不难体味到其中的无奈和辛酸，也提醒人们认真思考怎样消除当前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尴尬与死角。
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是推崇“养儿防老”观念的。从人伦道德角度讲，人应该重亲情，“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但是，从健全社会福利制度的角度讲，“养儿防老”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这种典型的私力救济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且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以付老汉为例，他是个没有儿子的孤老人，没办法走“养儿防老”的路。那些希望儿子养老的人，靠的是道德伦理维系，同时也受制于儿子的经济状况、道德良知等诸多因素，有心无力、有力无心的情况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纠纷，同样出现了种种尴尬、无奈与矛盾。
社会安定，医疗卫生条件越来越好，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这本是好事。但是，长寿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即养老的压力。实行计划生育，两个独生子女结婚，要供养两家的老人，也是当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年轻人在为生计奔波，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很难得到子女们切实的照料，是难解的后顾之忧。
“老有所养”对一个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单靠传统意义的道德救助很难解决全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竭尽了全力，但效果依旧不明显。一些地方政府肯花钱抓大项目、大工程，为自己树形象、造政绩，却对养老院这样的民心工程毫不上心。一些地方即使建了养老院、敬老院，但缺乏普惠性，成了有钱人生活的地方，能进的不是孩子有钱，就是自己有钱，否则很难跨进这个门槛。付达信事件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一些覆盖不到的空白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老了怎么办？无儿无女怎么办？当然应该用社会保障制度这张安全网来保护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民生的重要目标。如果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弱不禁风，不能惠及更广泛的弱势群体，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也许会演变成“牢有所医”、“牢有所养”，就像付达信事例。#p#副标题#e#
“新农保”试点修补社会“短板”
中国有13亿人口，8亿多是农民。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养儿防老，积蓄养老。许多农民为解后顾之忧，总是祈求多子多孙，期盼子孙中能有人供养自己的晚年。但实际情况是，多子多孙并没有解决
养老难题，有限的积蓄也根本不够实际的花销。许多农民劳累了一生，到了晚年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条件较差，社会也因此增加了许多不和谐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实施新农保试点这一重大消息，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这是农民的福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的理想。农民普惠式养老，足以开创历史的新篇。当然，政府和媒体应广泛宣传农民普惠式养老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政策好在哪里，惠在何处。比如，需要向农民解说基础养老金的构成，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比例？农民普惠式养老政策当中，农民自己该交多少钱？年满60岁时每月能够领到多少养老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内将覆盖10%左右的县(市)，那么全面推行有没有时间表，等等。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能够让广大农民心里有个数。有关部门应增强责任心，加快试点进度，多积累成功经验，为早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民普惠养老注入动力。
国家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为全国范围内所有农民获得普惠式养老展开了蓝图，农民成了直接受益者。我们足以相信，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养老问题得以解决，则中国的社会保障又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是一件足以创造历史的壮举。
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
农民60岁之后可享受国家普惠式养老金，这意味着，农民在“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之后，又向“养老不犯愁”的新梦想迈出了坚实一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限于国家的财力，农民的养老保障主要靠土地、家庭和集体组织解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目前，中国农民工达到2.2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经超过1.2亿。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养儿防老”的意义日渐衰微，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贫困老人来说，晚景更令人堪忧。付达信的案例虽然只是一起令人心酸的极端事件，却折射出中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困境。让亿万农民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
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中国正在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农民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长期以来，这个群体义务多权利少，负担多福利少，付出多回报少，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难以与城市人沐浴同一片阳光，同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农民的期盼出发，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新农保制度，它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投入比例，这与过去农民自我储蓄式养老有很大区别。因此，新农保不仅是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眼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新农保制度也是“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重要举措。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一旦有了国家养老的制度保障，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释放出部分养老储蓄，这对于增强国民信心、拉动消费需求，无疑将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事实上，实行农民普惠式养老，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财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养老保障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和国家福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该说，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只有实现了普惠化、均等化，才真正具备了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最关注的不应是国家的财富增长，而是人的生存权利，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新农保制度的推行，必将成为现代中国迈向文明富强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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