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县平桥镇西张村村民张和法当选村委会主任后，自掏腰包数十万元为村里修筑公路，并转让他在一家商场的部分股份给当地百余户村民；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党支部书记斯文斌，承担了村里所有办公家具与办公用品的费用，还带头撰文论述如何成为新型农民。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可这一现象也引发争议。
富人治村？
每天8时，杭州市萧山区向公村党支部书记傅月水就到办公室处理村务。他原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选党支部书记后，就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家人，自己一心一意当“村官”，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同傅月水一样，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把自己的托运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上班”，还将工资捐给村里的老年人协会。
与这两位“全职村官”不同，也有村干部选择“兼职”：一边管理自己企业，一边抽出一定时间到村里“上班”。有的还委托代理人处理村里大小事务。
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陈建义认为，不论这些人用什么形式担任村干部，背后动因无非两种:一是自己的主动诉求，期望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家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等；二是村民认同，村民认为富人思路开阔、能力强，当村干部后可以带领大家致富。
陈建义说，“这些人的创富能力得到村民信任，在村民眼中，‘老板村官’就是‘能人村官’。”
浙江大学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些“老板村官”不仅用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因此，对政府而言，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开阔思路、较强的组织能力和长期企业经营中形成的现代市场理念，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突出，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非常。#p#副标题#e#
背后隐忧
一些村民说:“有钱了，富人想当官很自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富人跃上农村政治舞台虽有“好处”，可贿选、精力分散等多受诟病。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送钱送礼拉选票的事情在不少农村出现。
2008年浙江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后，各地查出各类违法违纪案件290多起，其中以贿选居多。义乌市就查处了37起破坏选举和贿选案件，1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90人被行政拘留。
陈建义说，对贿选的界定和查处目前还存在一定难度。“你很难去界定多少钱是贿选，在农村，很多人沾亲带故，人情关系复杂。此外，对贿选来说，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
“老板村官”的精力分散还导致了村干部是不是需要专职化的讨论。温州、台州等地农村还存在村委干部一直在外经商赚钱，村里事务找委托代理人处理的情况。
有关人士认为，由于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其核心是“不脱离生产”，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公务员那样限制经商，然而对于村务“委托代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因为村干部肩负着村民的信任，他们没有权利转嫁这种信任。
村干部处事的动机大多是公益考虑，背后隐忧也不容忽视，一旦“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监管就成为一个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干部认为，在这些由富人群体组成的村干部团队中，存在利用手中权力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做法，甚至不排除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行为。
监督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寒冰认为，目前，农村的突出问题是人才空心化。富者往往是当地能人，与其让富裕的能人选择离开农村，不如让他们通过村干部这种形式尽可能留在农村，为“三农”发展服务。同长期困扰农村的人才和资金外流现象相比，这是一种人才和资金回流的好方式。
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有固定模式，各地农村靠什么途径实现，需大胆探索。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老板村官”虽然体现了财富力量对选举的作用或渗透，却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成果，因此不能简单施以好坏判断，更不可一棍子打死。
傅立群认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富人治村”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这批干部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要避免“富人治村”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傅立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凡重大事项必须先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讨论，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深化村务公开化，真实、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对那些谋位不谋政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并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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