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式申遗热”：
在中国，热衷于申遗的地方政府并不少见，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向，这与西方国家近年来对申遗的渐趋淡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外：申遗热早已降温
原因一：“世遗会”开始对申遗进行限制
与中国一样，国外也曾有过申遗热。自1976年世界遗产协会建立《世界遗产目录》后，各国“申遗热”开始出现，截至2008年，一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但从2000年开始，这股申遗
热开始退潮，譬如，美国就将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国内遗产名录上，从1995年开始，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入围世界遗产。
造成各国转向的原因之一，是世界遗产大会于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这项协议在2004年经过修改后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2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而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凯恩斯协议》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改变遗产地域分布不均衡、文化遗产多于自然遗产的现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申遗热”降温，保证质量而非数量。
原因二：申请、维护世界遗产的成本太高昂
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并不意味着财源滚滚来。世界遗产目录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商业开发的。但申请、维护一个世界遗产的成本极其高昂，各国除了能从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等机构获得一些补助，其它资金需自筹。于是很多国家都会对世界遗产进行商业开发，但开发一旦过度，便会遭到世遗会的警告，甚至有除名的危险。
但是，如果一国政府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或提高门票价格，但这往往又行不通，比如在美国，财政支出要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就连门票涨价，也只能在申请通过后的第二年实施，不像在我国，价格一“听”就涨了。且国会还立法将国家公园门票限制在20美元以内，涨也涨不了多少。英国甚至于200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它们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也是一笔经济账，而不是全凭一腔热情。
原因三：申遗不是保护遗产的唯一途径
其实，英国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退出申遗。申遗只是遗产保护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最重要功能，是规定当某项世界遗产因自然、战争等因素濒临灭绝时，世界人民有义务对其进行援助，我国丽江就曾因此受益。然而，濒危遗产往往只是特例，很多没有进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一般性项目，同样需要保护。191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公园管理组织法》，之后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并实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分离，国家公园的管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行使，其日常开支由联邦政府专门拨款解决，而景区内的餐饮设施，统统向社会公开招标，其营收与政府部门脱钩，政府只负责管理。甚至在二战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抵制了军事制造业、水电业租用公园土地的要求。而这一切，统统都发生在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数十年前。#p#副标题#e#
中国：遗产是用来摇钱的
利益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申遗热
2000年，就在世界各国的申遗渐渐降温时，我国申遗却开始了“逆势上扬”。仅仅列举一组数字，便不难说明申遗热背后的真实原因。山西平遥在2000年申遗成功后，游客人次、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1996年6.3、7.5、6.2倍。洛阳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入遗后第二年即达到2700万；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如今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国人向往之地。
这些故事无疑极大地刺激着地方官员们的神经，他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真实动机，某省官员就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政府如何选择一个带动性最强的项目来推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选择了申遗。从博弈论来看，文化投入的风险是最小的，文化爆发力比较弱，但持续性很强。”80年代曾流行过一句话，“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今日某些地方政府的思维，大抵也逃不出这个模式。
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申遗”，与世界遗产保护之宗旨相违背，因此有人认为，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对中国来说多少有着惩罚意味。
遗产并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申遗无疑是一项风险投资，前期投入巨大，且如果没能最终入围，还难以享受到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
在泰山，为了修建中天门索道，著名的月观峰被直接炸掉了三分之一，且不说炸山行为的荒唐，修建索道本身就是遗产保护所不提倡的，很多国家还专门立法禁止在国家公园里修建索道，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在庐山，当地申报世界遗产时，将索道取下以应付专家检查，拿到“金字招牌”后又重新挂起，继续赚钱。在曲阜，2000年发生了“水洗三孔”事件，为迎接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组织人员对孔府、孔庙、孔林进行全面卫生大扫除。他们竟然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文物从上至下直接喷冲、直接擦拭。在乐山，2003年，一家公司异想天开地要复制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并将建在与乐山大佛背靠背的山体上。在山西云冈，当地管理部门要花700万修建人造公园。在武当山，有600年历史复真观被改建成一座三星级宾馆。而平遥古城更是年年塌方。
乱象根源：“世界遗产”成了地方政府资产
对于世界遗产保护之乱象，有评论尖刻地指出：“在高度私有化和商品化的美国，国家公园属国家所有，永不出售。然而土地国有的中国，却有不少世界遗产地出让遗产资源，承包开发，分片经营，门票上市，使其企业化、股份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风景区的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的确，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世界遗产管理的法律，但在《宪法》、《物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文物和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主要是归国家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地方政府往往拥有了对遗产的实际所有权和处置权，中央政府似乎也无意与地方争夺这块蛋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切听命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而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央地关系被打破，尤其是经过1980年财政“分灶吃饭”改革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加上官员要在限定的任期内取得政绩，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成了其必然选择。
根据《凯恩斯决议》的规定，我国每年最多有两个项目可申遗。简单算算，即使是每年都能通过两个，也还需要100年，才能把200多个有意申报的项目消化掉。不难想象，一些盲目申报的政绩项目，将挤占那些真正需要被保护遗产的申报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申遗热”保护不了我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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