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九五至尊”被曝光，其实，“九五至尊”仅仅是多种天价烟中的一种。一包烟卖到230元的天价，它的典藏版最高至每包1000元。这种叫做“黄鹤楼 1916”的香烟，与其他天价烟一起，印证着高档香烟消费市场的扭曲。
现状
一般商店难买到
“有‘黄鹤楼1916’吗？”
“有！”
这里是北京家乐福双井店的三楼，唯一一家香烟专卖——“TOBACCO烟”。它宣称存货充足，可以开发票并“保证百分之二百是真的”。每条烟价格为2300元，每根香烟折合11.5元！
这种叫做“黄鹤楼1916”的香烟，由湖北中烟公司生产，拿在手中，感觉略重、短粗。包装并不像它的价格那般惊人，而是古朴的铜色，印有黄色的仙鹤图案和两个成年男人的头像。前者证明它的血统——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后者是为纪念卷烟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立者。
家乐福双井店的一位女店员说，“黄鹤楼1916”的销售状况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遵循着大体的规律，过年过节送礼多时就卖得多，“一天有时能卖出去三五条。”她提醒说，如果去其他一些同类大商场买，这种烟的价格还不止每条2300元。
家乐福店的路对面，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烟酒商行，买烟的人络绎不绝。但想要买“1916”，女店长称“遥遥无期”，至少需要等上一个月。
店主称，价格约在每条1900元，但不确定这是最终成交价。“没听说国家要给烟加税么？”她反问。
缘何身价高贵
“那支烟(指黄鹤楼1916)比一般的烟短，过滤嘴也短。就那么一小截。”39岁的公务员陈某说。“当然是送的。咱工资能买得起那烟？”
陈某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级别只有副科，但颇有些实权。对“1916”的口感，他的评价是“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味儿”。
两条“黄鹤楼1916”是过年时送到他手中的。送烟的人对他说，这是托人拿“条子”才买到的，一般小烟店根本就没货，也上不起，况且小烟店假烟也特别多，不敢买。
熟悉湖北中烟的业内人士透露，“1916”的稀缺，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其一，产量确实少。“社会上有议论说，‘1916’的价格全是捧出来的，包装出来的。说这话的人，真是不了解这一行。”
他说，像“黄鹤楼1916”这样的高价烟，也并非外界所传“贵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与普通烟相比，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工艺制作和香料两方面。
这种烟选烟叶、制丝、加香、加料等程序均由人力以手工完成，而非像一般卷烟那般由机械处理。每200公斤烟叶中筛选出1公斤，这无疑会导致其产量受限。
其二，是厂家故意控制产量，不能卖多。这也符合奢侈品营销原则。一位广东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估计，“黄鹤楼1916”每年全国的产量也只有2000箱左右，“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
经过多方证实，“黄鹤楼1916”之所以难买，还有另外的因素：各地烟草专卖局对“黄鹤楼1916”之类的外地烟包括天价烟市场准入的控制。
各地的烟草专卖局首先要保证本地烟的最大销量，确保自身上缴的财税。然后为了丰富市场才引进一些外地烟种，将它们批发给本地烟店售卖。而天价烟，作为对品牌利润贡献最大的烟种，也是受控最严的。
扭曲的消费
即使再有技术含量、再有文化品位，仍然不会有人相信：2300元是一条烟合情合理的身价。
按照北京家乐福双井店提供的这个报价，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近。
北京的一位成功人士，时常会有朋友送他“黄鹤楼1916”，他坦言：“抽归抽，但想想一根烟十几块，简直是作孽！什么时候国家把这种烟彻底禁了就好了，我也顺便戒烟。”这位出身贫困农家的中年男人，称常抽这种烟，有种“忘本”的感觉。
据湖北中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黄鹤楼1916”之外，“黄鹤楼1916”还有一种典藏版产品，每条烟只有两包，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但一般消费者难以见到这款产品，只在“个别领域”流通。
“如果有个大贪官给‘黄鹤楼1916’当形象代言人，那这烟就火大了。”湖北中烟的一名员工开玩笑说。
虽是玩笑，但不无道理。有民谣为证：千元香烟贵不贵？照样抢购排长队。办事它是敲门砖，孝敬领导不算贿。买的不抽抽不买，袋里一揣叫地位。逢年过节高消费，闻着一股腐败味。#p#副标题#e#
烟市探秘
小店烟事
夏日的午后，年轻的售货员百无聊奈地坐在柜台前发呆。不到15平方米的门面，摆着两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烟。
往里走，老板李某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拿了包20多元的芙蓉王烟，点着。
在这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湖南县级市，作为一个A2级烟草零售商(第二档)，李某的生意很不错。他有一套“烟草经”，并见证着烟草市场形形色色的行规和人物。
“谁都想卖天价烟”
李某的烟店主要靠做量赚钱。一包5元钱的白沙烟，虽然只能赚5毛钱，“但是量大，薄利多销嘛。”
“天价烟赚得就多啦，谁都想卖。但不是谁都能卖的。我们这里4000多个零售商，一半以上没卖过‘和天下’这个牌子。我这里，一年也就卖几条。”
他说，“天价烟我们拿货800元左右，平时卖的话在1500至1800元之间。价格随时波动。如果逢年过节的，可能要到2000元了。”
李某所说的“和天下”，是湖南中烟公司下的一个品牌。但要赚这类天价烟的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看拿货的途径。
“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拿货，比较困难”。
李某熟知的行规是这样的:假如店里的销售业绩好，比较配合烟草专卖局的工作，可能会得到部分天价烟销售的机会，这是一种奖励。再就是去开“套餐”，比如，在当地拿一条“和天下”，就要搭配一二十条省外烟。“这些烟有的卖一条就要亏十几块，所以算下来那条高档烟的利润就要减少几百元。”
“二道贩子”
物以稀为贵。即便是开“套餐”，李某也乐意。当“套餐”也开不到的时候，还有一种非常规途径，那就是“烟贩子”，他们也称作“二道贩子”。
“二道贩子会拿东西到我们这儿来卖，我们收的话就得花1500元的样子，再卖出去肯定就要到1800元左右。”
按照李某的讲述，有些烟尤其是外省烟，包括一些外省的天价烟，在当地可能没有市场，那么小零售商就会求助于烟贩，烟贩再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烟卖回产地省或者其他有市场的地方。
这样，烟贩就成为烟草产业链上重要一环。这一倒手，烟价也就提了上去。
“比如‘和天下’，我们这里有的店标价每包24.8元！明码标价，买卖由君。虽然这样的标价看着离谱，但没办法，卖家花了那么高的成本呢。不过，有的地方确实标着每条1000元，但你要买的话，肯定没门，根本没货。”
当地烟草专卖局一位片区经理曾给李某说，“内部员工都拿不到‘和天下’，拿顶级烟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我都只能通过批条子拿低一级的烟。”
送礼的客人们
李某在市区经营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
他推测，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其中4人，李某说他能叫得上名字。“我还有个朋友，最起码抽白色包装的‘和天下’，这是内部烟，比外面卖的还贵。”
“我可以肯定，99%是作为礼品来买的。”李某曾经的巧遇让他深信不疑。
那时侯，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卖出一条“和天下”后，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这条烟我连续卖了三次，因为那条烟包装一角有些破损，我认得。”
“社会就这风气，比如去哪里办事，特别是去机关里，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起码要上了几十元，人家才会接。”
“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买烟不需要发票，价格每条在1500-1600元，如果要发票就要再加一到两百元。
在李某的同行陈天看来，“其实每包20元的烟和200元的烟，抽起来感觉差不太多。如果算成本，哪里会相差一两百块啊！”
他认为，“天价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个烟的质量，而在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帮你达成目的，你就愿意出这个价，送礼的确合适。”#p#副标题#e#
评论
天价烟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
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官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
“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看到这样的描述，以一般人的常识，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
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典藏版”香烟，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除了罪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
唯其如此，一位抽过天价烟的朋友说:“抽这样的烟，确实有一种犯罪感。”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
既然是一种消费品，那就不能否认它的经济价值。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8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1万亿元。
这表明，这个以损害人民健康为代价的行业，在中国“健康发展”。原因无他，盖因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序列中的支柱性地位，以及它对公共财政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羊毛”，其中又有多少出自“羊身上”(公共财政)？2008年的6.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这种燃烧的罪恶，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说:“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而且，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普遍被视为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这样，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
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在一支烟相当于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生活费的国家，天价烟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就是某些官员“吃饭基本靠请，烟酒基本靠送”的潜规则，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权力。而与权力相对应的，主要是官员。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用香烟招待。演变至今，到官府办事，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
遍寻中国官场，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此公关于地产的言论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招来一片骂声。有好事者将他“人肉”一番，竟然吃惊地发现，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面前公开摆放着“九五至尊”香烟。
这是什么概念？“九五至尊”每条1800元，即便是中等烟瘾，每天一包烟，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像周久耕这样的官员，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可以想象，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九五之尊”而成为“月光族”。最终，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周久耕乃是一介贪官。
显然，周久耕抽“九五至尊”不是一两天，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再看许多抽烟的大小官员，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红塔山”，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
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权力拥有者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被法院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入狱3年。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条款规定，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也会受到刑事检控。
反观内地制度，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公职人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往往是花拳绣腿，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
正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某种意义上为权力量身订造的天价烟，虽然罪恶昭彰，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因此，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亡。#p#副标题#e#
他山之石
美国为何没有天价烟
总统的禁烟铁腕，民间团体数十年的抗争，使得香烟在美国不可能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就没有了天价烟滋生的土壤。
你能想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边抽1000美金一包的万宝路，一边开“四套班子”大会吗？
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万宝路没有这么贵的。它的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烟草集团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旗下所有烟的差价都在两三美金之间，便宜的一条8美金，贵点的不过11美金。
美国公共场合严禁吸烟。不管私底下吸不吸烟，面对摄像机，美国官员永远都是一副呼吁市民禁烟的姿态。身价过百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布隆伯格亦不例外。他不仅对纽约每包香烟征收全美最高的税，他还自掏腰包上亿美元捐给美国控烟组织。
“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的天价烟。”行走世界各地、在中国从事控烟17年的美国华人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慨叹说，天价烟是中国特色。
禁烟文化深入人心
美国虽有5000万烟民，但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抽的可能都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价钱的香烟。“在美国，没有天价烟，也没有廉价烟。牌子不像中国品牌满天飞，非常少。”臧英年说。
由于烟税不同，美国同一个牌子香烟在不同州的价钱也不一样。烟税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地控烟组织势力大小，一个是看有没有烟草生产基地。“像纽约州和加州，烟税就比较高，而像北卡罗莱纳州这些卷烟生产基地，考虑到烟农和生意人的利益，州议会一般不会征收太高的税。”臧英年说，价钱虽有不同，可都大体相近。
在美国人心目中，烟从来就不是馈赠亲朋的礼品。概因吸烟在美国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习惯，无论你到政府机关，学校，或是餐厅，教堂，到处都是禁烟的标志。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容不下烟民。“不需要州长去呼吁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了，烟民已走投无路，香烟不可能变成一个令人有吸引力的东西。”臧说，如果香烟那么贵，谁会去买。
积极参与的还有那些已经罹患癌症的吸烟者。去世之前，他们一般都会以身示法，透过媒体向公众述说吸烟的危害，劝说年轻人不要吸烟，而去世后，医院也会宣布病人的去世与吸烟有关，以此告诫世人，吸烟是癌症的最大凶手。
根据去年9月美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吸烟是造成疾病和过早死亡的第一大可预防因素，也是致癌的最显著原因，在美国，每年导致43.8万人过早死亡，其中3.8万人是由于吸二手烟。吸烟每年在美国造成167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开支和生产力损失。
禁烟文化在美国之所以深入人心，离不开美国民间社团的大力宣传。目前，在美国参与控烟的民间机构足有1000多家，其中包括由美国许多医生参与的美国癌症协会(ACS)。
烟草企业和政府是对立关系
中国烟草产业政企合一的格局，在美国从未出现。臧英年介绍说，美国烟草业完全私有化，由两到三家大的烟草公司控制。州长或市长亦无借烟草提振GDP的压力。“在美国，烟草收入占GDP比重只有1%，而中国是8%。”臧说。
不光不会产生瓜葛，而且历来都是死对头。最大的一场官司发生在1998年8月。其时，美国46个州与美国三大烟草巨头达成大和解，这三家烟草巨头需要为他们过去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付出2060亿美元的赔款。
人口600万的华盛顿州获得了3000万的赔款控烟，人均健康费用为5美元，而据臧英年预计，中国控烟协会一年的费用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有13亿的人口。
赔款的效果立竿见影，臧英年说，现在，华盛顿州吸烟率从原先30%降到了10%。卷烟产量及销售量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2060亿赔款的胜利相当来之不易。
在美国，烟草虽然只是6个州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烟草势力却遍及全美各地。他们在国会中拥有颇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迫于烟草巨头们的财大气粗，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往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一个明显的佐证是，1980至199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的174个公共健康立法提案只有2个获得通过。
形势的逆转始自199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反烟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吸烟的危害。1997年11月，加州法院判决洛里拉德烟草公司向一吸烟受害者家属赔偿150万美元，这是美国烟草商首次公开向吸烟受害者做出赔偿。
其后，烟草赔偿案屡战屡胜。最频繁的一段时期，40多个州都在审理相关诉讼，美国烟草业开始四面楚歌。
领导人率先发起禁烟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也明确要求，联邦政府也要拿烟草商“开刀”。
1999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烟草业继续做出赔偿5160亿美元，并计划拨出180万美元的专用款项，尽一切努力打赢官司。
但随着布什政府的上台，该案进展逐渐慢了下来。原因再简单不过，烟草业待共和党不薄。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各类工业领域中，布什班底与烟草业的关系最深，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花掉了1060万美元用于各方游说。
10年后，美国人才终于等来了救星奥巴马。
今年6月22日，奥巴马签署一项新控烟法案《家庭吸烟预防及烟草控制法》，这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救了美国人命”的法律。奥巴马本人曾有20年的烟龄，但在夫人米歇尔的劝说下成功戒烟，他在签署法案时说，美国每天都会新增约1000名18岁以下吸烟者，他不希望“青少年走上这条路，成为烟民”，因此签署“限烟法案”非常重要。
控烟法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护青少年。如果烟草企业在学校和操场300米范围内做广告，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有权禁止该企业在15个月内发布广告；同时企业也不得在香烟中加入糖果味等香味吸引青少年。
FDA不仅有权规定香烟的成分，限制某些化学成分，如要求减少尼古丁的含量，还能禁止新的香烟产品上市，这是FDA首次获得监管烟草的授权，FDA将成立一个新的烟草监管办公室，所需资金全部由烟草业提供。
法案还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注某警示标志，从2012年起生产的香烟警示标志必须占到烟盒面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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