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号]本刊记者
人这一辈子总要做出决定，当决定能影响自己或更多的人的命运时，我们称之为抉择。固然，抉择比决定气派、有面子，很少有人愿意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因为它往往意味着你不得不在私利与公利之间徘徊。当选择公利就要冒失去巨额财富的风险时，你甘心吗？当必须一辈子这样做时，你后悔吗？
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又公布了，前边的几位都比荣毅仁有钱。与荣老板比，他们仍是小字辈，不是因为荣老板的高寿，或曾贵为国家副主席，而是因为他在私利与国家利益之间所做出的伟大抉择。他的抉择对中国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不是金钱、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可以衡量的。
实业报国，留根祖国
荣毅仁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学院毕业时正值日寇全面侵华，他想参加空军，希望以战斗的方式报国。他的愿望没能实现，他的父亲、中国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先生劝慰他：“实业也可以救国”。在父亲引导下，荣老板投身商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一生。
此时，与较早进入商界的兄长们比，荣毅仁还只是家族成员中很普通的一员。荣毅仁真正成为荣氏财团的领袖是建国之后，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上海解放前在“去”与“留”之间做出的正确抉择。当众多家族成员移民香港、台湾、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时，当其他知名资本家都远走他乡时，荣毅仁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坚信“共产党不可能比国民党还糟”！荣德生先生坚决支持他，老人的信条更简单，“我们没有为非作歹，没有什么好怕的。”
随着解放军进入上海，荣毅仁和他的商业帝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十年动乱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荣毅仁主要做了一件大事，即1954年率先将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将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
1954年3月18日，在申新三厂股东大会上，荣毅仁提出申请该厂公私合营，受到了许多股东的抵制。根据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如果不想惹麻烦，他应该在股东面前很革命化的唱高调。他没有，而是很实在地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他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比作“剃头”，告诫股东们“不动不流血”。荣毅仁的政治洞察力非同一般，他判断“社会主义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资本家可以保留一些消费资产”。最后，股东们同意申新三厂公私合营。
紧接着，荣毅仁快马加鞭召开申新系统劳资座谈会，提出 “申新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在欢迎公方代表入厂大会上，他说：“申新从1915年创办，已40年了，今天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光明大道。今后一定要在公方代表领导下，把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无须掩饰，荣毅仁的讲话具有政治性。此时他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想法已无关紧要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中共的虔诚信徒。在社会主义改造大势面前，没有人能够看清楚这一行为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舆论界倾向于把配合改造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时，荣毅仁毅然决然地做了，不仅带了个好头，而且做的彻底、干净，他无愧于“仁”。
在建国初期，荣毅仁曾提出三大建议，都被中央采纳成为政策和方针。首先是“加工订货”。上海刚解放时，棉花由国营公司统一收购，私厂出钱购买。受战争破坏及资本家或家族成员携带资产离开大陆影响，各厂资金都不充裕，无法筹集到足够的钱保证生产顺畅进行。荣毅仁提议 “加工订货”，即公方提供棉花，私方加工棉纱、赚工缴费，经陈云向中央反映被接纳。
第二是“统购棉纱”。1951年1月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规定“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纱布公司统购”。之后，棉纱统购工作普及到全国。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荣毅仁，当时他痛感既搞生产又搞贸易，精力不足，遂产生了成立专营贸易机构的想法，经陈云反映到中央被接纳。
第三是税收征收办法的确定。1950年5月讨论税收征收依据民主评议还是根据账册时，荣毅仁提议“凡大中型企业账册健全的，根据账册征收；会计制度不健全的可民主评议”。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很大争议，许多中共官员公开表示担心私方账册造假。经过讨论和分析，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
目前出版的陈云传记等著作中，前两个政策都被重点突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荣毅仁的建议确实有重大历史意义。至于第三个建议，现在已经普遍实行。经过这一阶段，荣毅仁与其他世家子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他们虽身居要职，身边亦不乏能人，却无一人能提出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他们与荣毅仁的差距已经不单单体现在财富与家族荣誉上。
动乱蒙难，本色尽显
1966年8月底，全国工商联造反派贴出了《火烧荣毅仁》的大字报，荣毅仁被批斗，食指被打断。他的夫人杨鉴清和子女都没能逃过这场浩劫。杨鉴清多次被打昏，女儿智和与智婉陪斗，儿子智健到四川劳动。
停职后，荣毅仁去机关食堂锅炉房运煤，因体力不支，扭伤了腰，落下了腰痛病。他还患肝炎，眼底出血，由于无法治疗，造成左眼失明。军代表只好安排他和经叔平一起打扫卫生。为把厕所刷洗干净，他俩经常自掏腰包买盐酸。
杨鉴清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我们不至于吃这么多苦头。”荣毅仁大怒：“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
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争吵，刻骨铭心。
荣毅仁积极找统战部反映情况，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有所改善。上海荣宅被抄去的财产登记在册，交有关部门保管，不久恢复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之职。
十年动乱是块试金石，是否真金，成色如何，一试便知道。荣毅仁经受住了“反复试验”，表现除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素质”。他刚毅，坚贞不屈，乐观生存；柔韧，处事灵活，讲究方法和策略，能够圆满达到目的，无愧于“毅”。
开创中信，为国谋富
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如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先生，是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创业起家的。荣毅仁在想什么？他打算重建荣氏商业帝国，还是另有思虑？
1978年2月荣毅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了一首七律：
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传。
从这首七律中不难发现，他对未来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荣氏家族这个圈子，“造福中国”才是他的终极理想。
在邓小平、叶剑英、王震的支持下，荣毅仁开始思考“围绕开放、创汇，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闯出一条新路”。他有了一个新想法，即成立投资信托之类的公司，以便引进技术和资金。1979年2月初，他草拟《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建议》，邓小平批示“同意”。陈云提议，“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尽管有中央最高层的支持，仍有人抨击他引进“资本主义”，他压力很大。邓小平鼓励他，“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叶剑英和王震分别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基和王军助阵。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
1979年-1980年，中信接待外商6000多人次，谈成的项目只有三四个，没有实现“开门红”。荣毅仁再次陷入深思，必须想个高招突破窘境。有人建议，借地方上的项目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荣毅仁采纳了这个建议并选中因资金不到位而濒临停工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首次发行100亿日圆私募债券，很快售空。仪征化纤厂1985年投产，1988年6月底，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被称为“仪征模式”。
当外商开始大量投资中国时，荣毅仁注意到即使北京也没有专门供老外使用的办公楼和公寓。他大胆突破，发展房地产，第一座建筑是北京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
这就是“创新”，或“第一个吃螃蟹”。与现在不同，在那个年代，这两个“创新”都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前者是举外债，后者是将时人眼中“神圣的国家土地使用权及国家财产商品化”，均触动了人们的政治神经，一时难以接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荣毅仁的气魄和胆识非常人能比。
在中信成立十周年前夕发生了“六四事件”，荣毅仁在处理有关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潇洒和智慧给中共高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六四事件”后，美国挑头，西方全面封锁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受到严重干扰。为重树海外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荣毅仁巧借中信十周年庆典良机，遍邀西方各国政要、经济界名人开研讨会。众多西方政治家及著名跨国财团的高官出席了研讨会。刚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接待了嘉宾。通过研讨会及实地考察，外商相信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与中国合作是有利可图的。这次研讨会在打破西方恶意封锁、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功不可没。
1993年，荣毅仁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同时辞去中信董事长之职。在荣毅仁时代，中信从注册资金3000万人民币的小企业一跃成为拥有资产500多亿元的世界知名企业。卸任时，荣毅仁为中信做出了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开发面积相当于两个澳门的宁波大榭岛。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自主开发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彰显了荣毅仁“秦始皇气吞六国”气魄。然而，有人却讽刺荣毅仁“蛇吞象”。不过，事实胜于雄辩。截至2004年10月，大榭开发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5亿元，外资项目总投资9.87亿美元，内资项目总投资85.47亿元。英国BP、日本三菱、香港招商局、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烟台万华等国内外100多家知名企业落户大榭，形成了以能源、石化工业为支柱，中小民营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据大榭开发区财政税务局统计，2005年1－10月份该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94591万元，增收51452万元，同比增长35.9％。
超越历史，启迪未来
晚清有位极为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朝鲜的林尚沃一起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东方近代史上两大实业家”。荣老板与胡老板有许多相似之处，更有许多不同。胡老板犯了两大致命错误，一是将自己与左宗堂绑在一起，成为李鸿章的死敌；二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与洋行对抗，在性质上演变为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对抗。在洋行的压力下，胡老板丝货积仓销售不了，资金周转不开，在李鸿章打击下破产，“红顶”也被朝廷收回。在处理涉政问题时，荣老板把自己与“主义”绑在一起，是“跟定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内一时的当权派。在动乱时期，荣老板与“四人帮”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吃尽苦头也不改本色，这给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改革开放时期复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荣老板能够把握时代脉搏，顺时应势，善于创新，从而取得成功。可以这样说，胡雪岩以其杰出成就已名垂青史，荣老板更是胜他一筹。而且，按照中国传统观点，胡雪岩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玩”的心态比不上荣老板的严谨和自律。
前“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的公子卢国纪在得知荣老板逝世的消息时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卢国纪的长子——民生实业公司副总裁卢晓钟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民营企业从建国初期屈指可数的几家发展到现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自始至终，荣毅仁都是实践者和见证者。”
民营老板们喜欢拜财神，不如拜拜荣老板，向他学习，将“经营政治”升华为“心中有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放弃低级的政治伎俩，提高政治洞察力和深远谋略，不以一时得失论英雄；经济上顺应历史潮流，善于创新，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杰出的代表，我们拭目以待，谁将为荣老板身后的这个时代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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