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就了新的国际格局：支撑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权重此消彼长，国际经济合作和保护主义呈现新态势；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成为不容回避的话题……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慎观出口环境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中国商品重要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目前美国和欧盟失业率已超过或逼近10％，市场普遍认为今后数年美欧仍将面临严峻就业形势。这种情况短期难免抑制消费，进而影响中国出口。
长期看，危机可能会深刻改变部分欧美国家重消费、轻储蓄的传统和与之相关的制度，从而可能改变现有的中外贸易模式。今年5月，美国居民储蓄率飙升至6.2％，这种动态足以引起政府部门和业界警惕。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伴随西方经济企稳回暖，中国出口环境今后会有所好转，因此，中国企业当前应努力改善产品结构和质量，以更好地利用下一轮经济扩张周期。事实上，经过危机洗礼，中国出口在一些经济体的市场份额不降反升，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量价齐升的局面。尽管１月至９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20.9％，但是最近3个月单月出口规模均超过1000亿美元。
可以预见，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今后一段时期仍具有比较优势和增长潜力。分析人士指出，危机过后，中国外贸企业应抓住机遇，适时走出去，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定价权，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
此外，分析人士提出，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中央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对相关企业提高出口退税率，拓宽贸易融资渠道，鼓励技术创新等方式，促进出口，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目标迈进。
保护主义与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遭遇空前密集的保护主义狙击。来自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金额102亿美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今后保护主义与反保护主义可能会成为中外经贸关系的常态，中国必须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应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日前表示，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愈加频繁，使中国出口成本增加，所以必须作出调整。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指出，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有效促进海外市场多元化和合作方式多样化，是中国突破保护主义“围城”的有效途径。
此外，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美日等西方国家已把发展低碳经济列为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西方舆论对中国“减排责任”的空前关注表明，西方或许试图借低碳经济等环保议题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除要应对“两反两保”调查等现实挑战外，还不应忽视“绿色保护主义”的潜在威胁。
保护主义泛滥也可能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动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日前指出，危机过后，新兴市场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新兴经济体将更重视彼此市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在加强区域经贸合作方面，中国近年来做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多年酝酿，中国－东盟自贸区定于2010年1月1日启动，届时双方90％的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并实质性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示范效应下，今后几年，中国与中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经济合作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权利和责任
危机中国际金融体系弊端充分暴露。随着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上升，新兴经济体进而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不断争取更大话语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后应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宋玮说，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削弱，“但西方价值观与规则根基并没有瓦解，新兴力量真正崛起并起主导作用尚需时日……鉴于此，中国既不能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与作用，也不应置身其外，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周永生指出，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已经在安全、环保和金融稳定等领域积极承担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态度，履行国际使命。
对于广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今年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表明，中国今后将继续本着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为合理化。
谈到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时间跨度，宋玮说到：“历史经验证明，货币崛起与经济崛起之间往往存在着30年至50年的时滞。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一时滞有可能会缩短。”
宋玮指出：“强势经济是强势货币崛起的必要支撑与起点。”从根本上讲，一种稳健的国际货币需要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国内金融业的完善程度以及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在充满变数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态势、国际立场、资源禀赋和市场潜力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面对变化和机遇，中国既需要拿捏斟酌，也需要开拓革新。正如周永生所说：“在国际权利和责任同时放大的情况下，中国只有正确判断局势，找准发展方向，进而形成和贯彻行之有效的国家战略，才能在百年变局中实现历史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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