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日前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用不着定量分析，仅凭大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致印象，就不难确信纪校长的这一惊人之论。
山城重庆区、县委一把手争相取得博士学历，广东16名省市领导秘书集体读研……官员追求高学历对沿袭了数千年“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国人而言，本不应引起反感，但当“博士书记”、“教授官员”的称号随处可见，“学历崇拜”与“官本位”交织而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共政策时，公众舆论自然要产生疑问—— 官员为何热衷读博士？
现象
今年10月10日，16名秘书走进广东暨南大学在职攻读“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据暨大中文系教授、该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严华介绍，这次招收的16名学生全部通过年初的全
国研究生统考录取，都是在职秘书，其中大多数是省长、市长和区长的秘书。无独有偶，今年9月初，山城重庆的西南大学研究生部迎来了重庆市各区县的党政一把手读博，而重庆市所辖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已有10余人取得了西南大学的博士学位……
领导干部追求高学历的消息再一次牵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而早在去年11月出版的《半月谈》也曾经报道：“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官场博士群背后
鉴于多年来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相生相长，整个博士群落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已经大为降低，尤其是官场的诸多博士本来就是“双假”材料(“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因此，从端正学风来说，对生产“官场博士群”的高校腐败必须严厉打击；就端正政风党风和社会风气而言，也理应对“官场博士群” 验明正身，否则让那些惯于弄虚作假的官员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威风八面，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
官场博士群背后是学术和官场的腐败交易，从世情常理来看，博士官员多了，显得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了，本来是好事一桩。如果是按部就班培养出来的博士从政成风，虽说往往用非所学、所学难用，但也不能说就不行。问题是“官员博士群”里相当多的人，是从政之后“弄”来的博士文凭。对此大家用不着多费脑筋，就不难想见，这些博士文凭的来历大成问题。道理很简单，经过好几轮党政机构精简，现在的公务员队伍相当精干，公务繁忙得已经到了不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步，更甭说脱产学习占留职位了。
这就意味着官场博士群多为假学历假文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相当比例的博士官员，根本不是正儿八经地通过寒窗苦读得来的文凭，而是靠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与个别高校教师甚至领导的私下勾兑利益输送，或者校方为捞钱而大办各种学位班变相卖文凭，以此钓取的博士学位。诸如此类的做法，直接败坏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风气，也给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涂抹上了不名誉的油彩。
学历高低，影响干部升迁
“我早先在乡镇里做书记，一些政绩不如我突出的人早就升到县里工作去了，就是轮不到我，还不就因为我是个专科生吗？”一位在河北省基层任职的干部诉苦到：“后来我报了省委党校，没去几次就弄了个本科学历，转年就如愿提升为副县级干部。像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平时忙得脚打头，哪有时间读书，文凭基本是混出来的，那也是没办法啊！”
“在当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下，学历仍然是硬杠杠之一，只要学历仍然是升职的重要资本，官员就有了造假的动机！”山东省委党校一位研究员一语道破天机，“利用公款弄个文凭，就更容易获取政府的高职高薪，从而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获取财富与成功的机会，有谁不愿意呢？”
据了解，官员升迁，需要考量学历水平，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0年8月，邓小平首次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到了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政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地（厅）、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2006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从这几则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党政干部的知识化乃是大势所趋，知识化重要而又直观的体现，无疑就是学历了。因此，在人才相对匮乏的背景之下，拥有高学历的官员必然获得更多擢升的机会，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而上级部门的硬性规定又客观上促使官员为了拿到学历而不得不“努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才在今年8月5日专门下发文件称，到2012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有在校学习或者补习的在职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p#副标题#e#
官员读博，多为拿文凭？
“现在各种各样的办学机构，学历学位证书颁发机构很多，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均包括，可以说鱼龙混杂，非常混乱。”10月16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程同顺教授接受采访
时说，无论普通群众还是官员，愿意参加学习、接受教育是好事情，但是现在这些情况渐渐走样，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官员文凭的虚高泛滥上。“博士证书，应该说很难获得，但许多党政干部却可以轻松获取，这不仅容易制造学历腐败，更是大学教育学术独立性缺失的体现”。
2008年12月20日下午，在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考场里，身为该校07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员、陕西省乾县的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声称“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据了解，早在2004年，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清查，发现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名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还有部分办学单位滥发学历、学位证书。
北京一名在读博士生也透露，某些高校、某些导师对于“特殊考生”均采用“单独辅导”、“开小班”等等办法帮助考生过关，由于博士生入学考试都是各高校自己出题，操作起来远远比高考、硕考容易。加之入学名额年年有限制，竞争很激烈，“有排队就会有插队”，有些情况让应届毕业生和普通考生根本无法参与角力。
“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早在2005年3月就指出，“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在某些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通过权学交易‘考上’的。”
2009年6月被双规的前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属于中专学历，但其学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也不断“升格”，其首先以“在职读研究生”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尽管后者的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其以“双硕士”头衔在官场荣耀了好多年，最终沦为笑谈。2008年6月被双规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仅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由于其工作地点在北京，而西南财大在成都，其如何上课、考试，都令人疑惑。全日制博士生在正常情况下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王益却比正常学制的学生毕业还要快。无独有偶，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于2006年4月被判死缓的成都原市委宣传部长高勇，其1987年毕业于西南财大经济系本科，随后几年里又以“读在职”的方式获得该校的硕士、博士文凭，仕途上也一路攀升，其间甚至还指导四川一鸡精厂老板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p#副标题#e#
职位越高，读博越“容易”？
“以前很多情况都弄不清楚，既然不需要严格考试，对外语考试也没有明确要求，也就糊里糊涂交费报名参加大学的博士生学习了。”青岛城阳区一名姓李的干部说道，“我身边的领导干部们大多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凭学习班、考试班，从本科到博士都有，为了自己将来的仕途，只好再回学校读两年书了。”他告诉笔者，在今年读博士前，他刚刚从山东省党校取得了硕士学位。
从国务院学位办的公开统计资料获悉，截至2008年，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而在这些博士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的在职公务员，不少甚至身居要职。现在，这些数量巨大的博士的含金量已经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中组部的一个抽样调查也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曾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教育培训。
“以前官场交朋友在饭桌上，后来转到了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再后来就到了高校学习班上了。对比下来，似乎在高校里交朋友更有档次和信誉。”程同顺教授说：“现在的情况是，级别越高的官员越喜欢拿高文凭，相反基层干部并不是很热衷，有个大专、本科足矣。之所以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能够去拿高文凭，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入学容易，有些学习是不需要入学考试的，即使需要考试他们也有办法通过；二是不担心学习经费和学习时间，作为领导都很容易解决，最终名利双收。”
他表示，在职博士学费很高，让普通脱产考生望而却步，他们不得不为了获得公费或者全额奖学金而放弃工作机会或现有工作。但由于种种“潜规则”和“学术腐败”的存在，只要满足了上面两个“容易”条件的领导干部，却可以“做官、读书两不误”，最后要拿到博士学位并不难，“而且文凭放在抽屉里也不累人，有用无用先留着备用”。
还有人质疑道，领导干部的工作很忙，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学校上课，因为“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同时如果经常到校上课，那么官员们的工作出勤怎么计算？“真正读博士是非常辛苦的，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官员们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博士，那就证明其工作内容和责任是可有可无了；那么在读博士期间，其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是否保留，应该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程同顺说，“各级组织部门、纪委监察部门应该对类似的情况有个说法，是否进行监督、处罚，否则将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危害。”
官场博士群根源
制度畸形化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从中央到地方，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坎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越发成为官场“灾难”。
官场博士帽高戴令人尴尬的是，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关群众意见，只要文凭高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发展的负面效应
根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中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的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授不是忙着搞研究而忙着跑官场。行政化之下的学术，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官僚化思想作祟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地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官僚化。如果没有学术的自治，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此外，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政府还应该更加尊重民意，更加民主，改变单纯的“文凭决定”观念。#p#副标题#e#
观点
读博热，折射培训机制缺陷
有人曾如此形容官员读博士四不愁：一是学费不用愁——渠道多多；二是时间不用愁——书桌太无聊；三是毕业不用愁——秘书代劳；四是文凭不用愁——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中国一度 “读书无用论”盛行，以“大老粗”为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似乎又滑向另一个极端——唯学历主义、学历本位。人才招聘要文凭、评职称要文凭、考取国家公务员要文凭、晋升提拔要文凭、将户口迁入大城市也要相应文凭，没有文凭似乎寸步难行，甚至有可能丢饭碗。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岗位居然非硕士、博士不取。对此，具体负责选拔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的呢？
“现在在职官员获得高学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把责任推到了组织部门身上，其实很没有道理。”不久前，山东省一名组织部门的干部说，“现实中，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考察、任用和提拔干部时，很少把是否拥有高学历作为主要条件，就目前的现实情况，一般只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他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选下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根本原因并不是唯高学历论，其实也是对文凭泛滥的一种无奈，这样的责任应该从没有把好学历关的高校那里去追究。”。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同等条件下，有高学历，尤其是博士的官员会得到一些优先考虑，即‘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他还表示，“也可以这样想，只有优秀的人才会愿意不断学习，而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来说，拿个高文凭其实也不是难事。”
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早已不把“大专学历”当回事，而是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这自然使“官员博士大跃进”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我觉得许多官员已经把‘博士’头衔视为一种时髦、实惠的玩意儿，即他们对博士含义的理解已经进入了误区。”程同顺教授说，“博士应该是一种专心研究的学者称呼，是一种学术成就的表现，而不应该是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他表示，中国的行政权力早已经过分异化，并且很深地介入和主导了学术圈，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接纳官员博士学生，众所周知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针对官员热衷读博士，程同顺教授还分析说，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了当前干部终身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教育的缺失。他认为，提高各级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让各级官员理解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学会正确处理官民关系，化解社会中的各类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专门的培训机构，来传递教授这些技能，“这比官员们忙着读博考学位更为重要！”程同顺说道，在这一培训过程，还可以让一些先进理念搭车，从而全面提高各级官员的学识水平和个人修养。
2009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显然，汪洋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官员的能力其实与学历高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与国内人才市场片面追求高学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确显现出宽松环境。比如，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也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作为人才聚集之地，按理说发达国家人才准入资格应当十分苛刻和严格，而事实却出乎人们意料，他们不设置学历门槛，为的是让每一个求职者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自由发挥能量的舞台，更不至于错失有用之材。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彻底摆脱高学历崇拜症，挤掉“文凭泡沫”，让各级官员干部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切实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p#副标题#e#
网络热议
网友“五岳散人”：博士按说是学术成就的表现，但如果成为衡量升官的标准之一，那就一定会变成交易的对象。
强国论坛网友：官员也是水分最大的博士群体，他们哪有时间搞研究？权力成了他们获得学位的便捷途径，而高校就是权力寻租的目标。
价值中国网网友王奕：不可否认官员中有货真价实的博士，但更应该看到一些无德无能的中高级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和金钱买来的博士文凭，充斥于组织部的档案里，等待为更高级职位提拔充当文凭硬件，真是祸国殃民！
长城论坛网友“畅所欲言”：“权学交易”出来的博士，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博士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网友“墨龙居士”：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科技人才，本是国家花费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研究型人才，而现在最大的博士生队伍却在从事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网友“言秋”：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在晋升体系上不再强调学位的重要性。另外，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高校也要对学位严格控制，杜绝博士学位泡沫化。
影响及后果
如果大批博士充实到官员队伍，应有助于改变官场人文生态。但“最大的博士群体”的博士头衔有一些是来自权力寻租，不是先成博士再成官员，而是先成官员再设法“当上”博士。
一些大学将学位变成献媚的礼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晖的在职大专学历和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才引来舆论的赞扬。在对其政绩无多少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推崇更多出于对权力文凭的厌恶。
更大的恶果在于，它加剧了官场乃至社会的粗鄙化，文化更得不到尊重。“博士，不就是老子一句话嘛”，相信有个别官员会这么想。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文化得不到尊重，当然首先在于某些文化人不自重，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尊重文化的社会是可怕的。
科举时代，官员基本被“高学历”读书人垄断，甲榜进士出身被视为仕途正统。历史证明，无论学识能力还是道德水准，这样一个阶层总体上属于社会的中坚。有钱有势可以捐官买官，但科举公正的底线难以逾越，捐官买官与科举正途的差别也是泾渭分明，甚至高官厚禄权倾一时者，还会为自己的非科举出身而自卑。这当然有负面的影响，但却保证了科举选拔的大体公正，也是“士有特操”的一个精神支柱。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的权力文凭，表现了权力通吃的极端化，表现了现在退化的一面。
评论
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是最大的学术不端
官场多博士，几乎众所周知。“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不过，倒可以给纪宝成颁个“实话实说”奖，毕竟，像他这种敢于说实话的人并不多见。
就在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按说，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举国同庆，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还有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重庆才有。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到三年的学习研究，而官员带职读博，除去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能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其证书的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
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相得益彰，促进社会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相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
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官员谋求最高学位——博士学位，滋生了土壤！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还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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