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推导所谓“头班车定律”：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并有更多的机会搭上省部级甚至更高层主要领导的“头班车”。与之相对应，过了40岁，即使再优秀，也难以成为“县官”；过了50岁，就不太可能走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位置。
在中国最近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年轻化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不可割裂。将“干部年轻化”异化为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干部群体当中出现“年龄焦虑症”，相当部分干部从政趋于功利化。
干部年轻化，是道算术题，还是一道政治题？在中国最近30年来的“干部四化”工程中，这是一道容易回答却不太容易运算的题。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此发声，要求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李源潮的此番言论并不出人意料。干部年轻化是“干部四化”工程中的最能量化的指标，因而在干部的实际工作中往往成为进出各级领导班子的“撒手锏”。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推导所谓“头班车定律”，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并有更多的机会搭上省部级甚至更高层主要领导的“头班车”。与之相对应，过了40岁，即使再优秀，也难于成为“县官”；过了50岁，就不太可能走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位置。
或许正是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在谈到“干部年轻化”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合理使用各年龄段干部，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问题。而在今年2月，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制定针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规划。
20多年前，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年轻化”旨在改变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年龄过于老化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的拥护，迅速在全国推进。与之相配套的是，中央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最终，中国以事实上的有限任期制取代终身制，顺利解决了领导人的交接班问题。换言之，在中国最近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年轻化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不可割裂。将“干部年轻化”异化为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令人不争的事实是，最近几年来，干部群体当中出现“年龄焦虑症”，相当部分干部从政趋于功利化，不断出现的“24岁副处”、“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现象是为明证。
不可否认，“干部年轻化”是出自中国国情的一个“合理性”政策。不过，要在新形势下正确理解和把握党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政策，我们需要追本溯源，从最初的改革中去寻找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动力。那就是，不能把干部年轻化当作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而应当作一道政治题来认真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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