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王帅帖案、曹县网案等，近年来，因为发短信、发帖导致被拘的新闻层出不穷。
细察每一起案件的发生发展经过，就会发现这些案件存在如下共同特征值得我们分析。
首先，这些案件大都发生在县区一级政府，而很少出现在省市一级，这是否意味着，县区一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对政策及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存在问题呢？还是因为某些基层政府的“人治”意识浓厚，“治人”心态也因此暴露无遗？
其次，这些案件大都涉及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个人形象及声誉。然而，此类案件以诽谤罪追责，却大都被当成了公诉案件，几无“被侮辱、被诽谤”的政府官员站在原告席上。至于被认定的“诽谤者”，因此只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不知道“诽谤”了谁，从而成了当前“被就业”等被动语态下的一个新外延。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之规定：对于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案件，“告诉的才处理”，所以一般属于自诉案件，“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怎么才定性“严重”还是“不严重”，解释权在谁的手中？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非常明显，谁掌握公权力，谁就掌握着解释权。
幸好公安部最近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做了解释，认为在以下情形下，才能以侮辱、诽谤罪侦查，作为公诉案件办理：（1）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2）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3）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再次，从这些案件中被认定为“诽谤者”的发文内容来看，也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有破口大骂的，有指桑骂槐的，也有据不实之辞而擅加发挥的，但深究这一点的背后，却经常可以发现正常反映问题渠道的丧失或者无效，当然更多的是无效，使普通民众要么像遭遇了铜墙铁壁，碰得鼻青脸肿，要么像遭遇了迷宫，在各个部门的推诿扯皮中黯然而归，只好发帖、发短信泄愤。
最后，短信、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在拓展了民众言论空间的同时，也让监管者遭遇了难题。监管者在新的传播手段面前，是宽容大度，抱着开放的心态面对，还是睚眦必报，违反正常的程序挟私寻仇，也是这些案件发生与否的原因。
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被跨省追捕的王帅终获“平反”；跟帖评论徐梗荣事件的张佰庆诽谤案终被撤销。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也是其应有的权利。从公权介入到刑事自诉，案件终于回归了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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