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更何况，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
不够。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80”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
现状
人口老龄化——中国进入“独子养老”时代
“作为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日前，媒体有关老龄化问题的报道，再次将中国老百姓养老的问题呈现出来。
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是：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在经济社会发展尚不发达的今天，谁来养活如此众多的老年人口？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中国有了第一代独生子女。30年时间过去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老年人行列，一个新的命题应运而生，那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现实窘境 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当人们正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大力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时，另外一项现实难题不期而至，那就是老龄化社会的快速推进。
据中国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已经增至1.69亿，现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呈持续加剧之势，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且高龄化“空巢”化日益严重。
据了解，1999年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短短10年，中国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000万,超过江西省的总人口。目前除青海、新疆、西藏外,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就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不无担忧地表示：“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像。”
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的老龄化要超前于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是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人口结构才进入老年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跑步’进入老龄化，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现实挑战，因为无论是在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福利配套设施的建设上，目前我们都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汤兆云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社会的影响将会逐步凸现。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二是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更加突出，“老有所医”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棘手。三是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独子养老”时代来临
一直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国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根据全国老龄办调查，1982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1995年为3.7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约28%，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逐渐老去。资料显示，1979年中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4岁至25岁，这就意味着，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如今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步入老年。这一代人大概有多少呢？新华社1980年9月3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1979年全国有607万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显然，“独子养老”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新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比例的60.2%；全市有610万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43%。据预测，上海市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在2018年以后，每年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阶段。
双重挑战既需“致富”又要“养老”
近些天来，家住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西苑三区的纪维生，每天都在单位、家里和北京协和医院三者之间来回奔波，前几天从江苏金湖来北京探亲的父亲，在小区散步时突感身体不适，被紧急送进北京306医院，后被查出肝部出现问题，又转院到协和医院。
纪维生坦言，他现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除了父亲高昂的医药费外，他还担心自己体弱多病的岳母身体再出状况。
“我还好一点，还有一个哥和一个妹都在老家的机关单位工作，可以分担一些。那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就更惨了，除了夫妻俩，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纪维生自嘲道。
纪维生的状况并非孤例，作为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像纪维生这样30来岁的中青年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还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至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可以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中国目前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有专家就预测，以目前的老龄化速度，到明年时，中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
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中的高龄化、“空巢”化问题严重。据全国老龄办测算，目前全国80岁以上老人正在超高速增长，约为老年人口增速的2倍，预计到2050年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80岁以上老人。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和荣表示，“未富先老”的现实境遇，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双重挑战——既要满足群众强烈的“致富”愿望，同时又要应对老百姓现实的“养老”需求。如何既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又比较圆满地解决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已经摆在党和政府乃至每一民众面前。
高和荣认为，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就是要勇于直面这一双重挑战，探寻其解决的根本之道：大力发展经济，保持社会财富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老龄化的速度，在边发展边致富的过程中应对老龄化挑战。同时，注重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使人口的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累积和分配达到一个社会平衡点。#p#副标题#e#
“四二一”家庭遭遇养老困境
今年32岁的谢珂在佛山一家公司工作，他和爱人几年前从陕南一座小城来到广东，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在事业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作为家里的独子，他最牵挂的是家里的老父母，隔
几天就要往家里打个电话。
“二老年纪大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们在这边也伺候不上，有时候只能干着急。我也曾想叫他们到佛山来和我们同住，但是他们来了一次，住了一个月就待不住跑回老家了，说是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和气候，而且平常连个说话的邻居都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父母在身边，我就是有心也照顾不上，工作太忙了。”谢珂忧虑地说。
和谢珂一样，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独生子女们将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忧虑，还要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沿袭多年的至理名言。这就决定了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孙，而不是像国外那样依靠社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新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夫妻，一个孩子)的形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更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在一家媒体工作的薛文，是家里的独女。虽然父母现在才5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但心思细密的她早早地就想到了父母今后的养老问题。对于她来说，将来的择偶对象最好不要是独生子女，否则会平添许多的压力。她说：“我父母这一辈，兄弟姐妹好几个，照顾父母就相对简单一些。爷爷、奶奶可以轮流到儿女的家里去住，就是生病住院了也可以大家轮流看护。如果我再找一个独生子，我们两个人将来要照顾4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战略难题让农村老人告别“悲情黄昏”
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跑步前进，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空巢”老人快速增多。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城市的养老问题难，农村的养老问题更难。这是中国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高和荣教授表示。
目前，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情况十分突出。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 2040 年。
城乡老龄化倒置再加上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差距，使农村的养老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农村地区更加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目前新推行的新农保政策不失为给农村养老下了一场“及时雨”，但也只是缓解了农村养老的部分压力。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还得依靠家庭赡养和土地养老。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农村养老新政已在期许中起步。2009年6月底，国务院召开常务工作会议，决定从当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20年前将覆盖全国。“老有所养”的新农保体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但基层干部仍普遍反映，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经济供养、医疗健康、生活照料、精神抚慰等诸多共性难题，其中养老保障是重中之重。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养儿防老”“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不少老人的生存环境堪忧。
“而一些老年人的子女长期在外打工，使农村‘空巢’老人的数量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更是加大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难度。”汤兆云博士说。
“农村养老问题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战略难题。”高和荣教授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要注重从中国的养老传统中挖掘思想资源。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的尊老伦理精神，怎样借助制度的效用作用于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解决养老问题可以借助的重要思想资源。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成就，劳心劳力，奉献了他们的所有。在他们步入老年时，我们孝敬和尊重他们，让他们在晚年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办法
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亟待建立
针对“独子养老”面临的困境，有关专家指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向。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许琳认为，老年人晚年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等方面。其中需求比例最高的是生活照料，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
许琳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一方面要完善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发挥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使老年人既能生活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又能发挥社区老年人互相帮助的优势，这对老年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社区中普遍运用，中国的上海、天津、北京等一些街道社区也相继引进了这种服务，其中上海市的探索值得关注。
上海市整合社区资源，依托助老服务社、医疗机构、家政公司等社区服务网点，通过上门或日托照料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等“六助”服务。目前，上海市已建立社区老年活动室5677家。全市108家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日托服务；建立了234家助老服务社，有2.8万助老服务员为13.5万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初步形成了覆盖社区的养老服务网络。
不过从全国来看，情况远没有这么乐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提供送餐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能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的覆盖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有关专家表示，对老年人的服务不只是简单的送餐、沐浴、理发、洗衣被、居室打扫一类，还包括康复护理、读报陪聊、紧急援助呼叫等。但目前中国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星星点点，服务能力薄弱。#p#副标题#e#
“当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逐渐走上前台，中国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的滞后将愈加凸现，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许琳说。
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民办养老院困境亟待解决
未来3至5年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将建成，所有区县都将建设非营利性老年医院，养老服务机构医务室也将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在答复农工党北京市委党派提案《构建北京老年医疗服务体系》时，有关部门作出这一表述。
提案指出，北京市目前还没有一所公办的专业老年康复和临终关怀医院，很多老年患者把三甲医院当成了康复医院，占用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建议政府对老年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扶持补偿，让专业老年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有关部门将继续推广社区站慢病管理，在医保政策、用药政策和结算办法上给予倾斜，各区县要建立一所以老年痴呆患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特殊护养院。同时将逐步把养老服务机构医务室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民办养老院经营难题亟待解决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机构的完善已经成为很多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全国老龄委最新披露的消息，中国老年人口已接近1.6亿，是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而从今年开始，中国将步入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数据还显示，每年中国6000多万离退休人员的实际购买力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然而当前市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不足1000亿元。
显然，城市老龄化带来了巨大商机。近年来，不但有大批本土民营养老院新建开业，外资企业也在发掘这个新的投资机会。
但是，巨大的投资压力、高风险以及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失，让市场前景看似广阔的社会养老产业，实践起来却步履维艰。
大连市养老院近七成是民营
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和“四二
一”的家庭结构，使老人的生活照料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据了解，大连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101.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17.9% ；65岁以上老年人747498人，占人口总数的12.94%；百岁老人399人，居辽宁省首位；而且老年人口仍以年均4%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年均3%的增长速度。
“现在社会上的养老机构大致分为三类：福利性质的养老院、政府和社会合办的敬老院，再就是民营养老院了。”2006年，卖掉小饭店筹资开办养老院的刘女士说，“政府开办的福利性养老院适合一些经济不太宽裕、需要政府帮助的老人。而商业性的民营养老院，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专业的护理人员，适合家庭富裕、有更高护理要求的人群。”她对民营养老院的前景十分看好，“社会老龄化，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民营养老院很有发展空间。再加上政府的补贴政策，未来民营养老院会越来越多。”
据了解，目前大连全市285所养老福利机构中，扣除101所农村敬老院，城镇养老福利机构184所，其中民营养老院床位12375张，占总数的67.99%。政府投入2000多万元对20家民办养老机构进行补贴，大连连续5年新增养老床位2500张以上。
民办养老院经营遭遇难题
“养老院不是谁都能干的。”中国民办养老机构状况调查显示，中国民办养老机构一半盈利，三分之一亏损，剩下的勉强维持。
“养老服务属于高风险行业，特别是面对一些有顽疾的高龄老人或者失智、失能的老人，风险就非常大了。”有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在养老院生活了一年后，子女都不来看望，也没有人续交费用。已经和老人建立了感情，赵先生不忍心将老人赶出养老院。最后通过法律程序，才找到老人的儿子。
除了资金压力和高风险，好护工难求是每个养老院所面对的难题。“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很少，能踏踏实实长期干的就更少了。”大连甘井子区一家民办养老院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多数养老院都是长年招聘护工的，因为当护工照顾老人又苦又累，很多人干不了几天就走了。还有一些老人的家属，私底下来‘挖人’，承诺每月多200元工资、只照顾一个老人。使得部分技术好、性格真诚的护工流失。”
“这个行业前景是不错，但绝对是微利行业。冲着暴利来的，肯定被市场淘汰。”王女士坦言“看看新闻上那些因虐待老人被查封的养老院，就是为了快速赚钱，才出现降低服务标准、克扣老人饮食等恶劣的行为。”
国家早就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鼓励民间力量进入福利领域。但利润低、风险大、护理要求升级、后期投入的资金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成为民办养老院的共同难题。
专家
走出“生儿防老”误区 期待社会化养老
自1982年中国把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以来，30年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立足中国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控制人口过度增长，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明智之举。因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继续坚持，毫不动摇。
毋庸讳言，30年严格执行的计生国策，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独生子女增多，社会老龄化加速，家庭抚养比例提高等等。根据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按照国际社会标准，我们已经进入老年社会，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越发凸显而复杂，甚至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
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化养老制度明显滞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上实行家庭养老，通过子女的供养来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像国外那样依靠社会。如今，老人的供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专家研究认为，仅老年人医疗护理费用就约占其生命周期总费用的一半以上。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愈加凸现，特别是 “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单纯依靠家庭养老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也不现实。
当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逐渐走上前台，而社会化养老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应对老龄化困境，的确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结束“一子化”时代，防止人口老龄化，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养老问题是不是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就能解决了呢？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前，缓解养老压力有很多办法，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多生孩子的办法来解决。寄希望于“生儿防老”，显然陷入了思维的误区。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顾此失彼，不仅导致孩子越生越多，人口规模失控，人口素质下降，而且意味着若干年以后还要面临更大的老年化问题，对于缓解养老压力得不偿失。
其实，缓解养老压力，当务之急在于推行社会化养老。要通过建立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大力构建机构养老、居家社区养老以及自我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并将计生政策与妇女儿童政策、教育卫生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互相融合，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人们从“生儿防老”的思维误区中解脱出来，实现从依赖子女养老到依靠社会养老的转变，这才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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