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人口学、经济学术语,本属“小众”关注的概念。可近来,“人口红利”热得发烫,媒体热炒,专家热评,网民热议。究其原因,这既与新一轮“用工荒”出现,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有关,又触及民众关心的“二胎”能否放开,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否调整的大政有关,岂有不热之理?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国家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当前,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还远未退去,但在中央恢复经济的一揽子举措实施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显现,今年实现“保八”目标已经无虞。有条件地转变发展方式,这将是今后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根本点。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分析认清劳动力供给中的实际情况,厘清问题,妥善应对,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目标的必要前提。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享受着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企业用工“给钱就有”、“要多少、有多少”的局面,一方面让企业得以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实力,同时也让很多企业沉溺于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盈利模式,产业结构迟迟不能升级,员工待遇久久无法提高,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结果企业只能蜗居在产业链低端,做大做强遭遇瓶颈,职工增收维权困难重重。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这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显,警示我们:再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升中国全球化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目标都将难以实现。
应该看到,眼下一些地方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普遍性、根本性的状况,更没有改变中国劳动力供给整体过剩、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的基本特征。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尽管从人口比例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似乎已经到来,但中国劳动力基数很大甚至过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一直困扰着政府,影响着民生。不管是无意忽视还是刻意回避,不谈总量只说结构,不利于全面认识、科学分析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问题。
由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智力密集转型,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经济转型,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通过人口政策调控、教育制度保障、劳动力市场完善,将为中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创造有利条件。
具体说,应该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保持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尽最大可能缓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形成科研、理论、应用、技能等多层次人才培养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各方面、多层次所需人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提高职工劳动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切实改善生活,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在实现老有所养的同时,围绕养老服务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正如专家孙家驹所言,与人口过度膨胀超出环境可持续承载力所带来的失控性的灾难性后果相比,人口总量不超出环境可持续承载力时,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不仅是可控的,而且还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对老龄化的各种担忧和一些鼓励多生育的行为表明,人口增长的各种非整体利益驱动力依然强劲,依赖于经济指数增长而不是质量提高和服务最大化的体制惯性依然强劲,社会发展方式要从不可持续转向可持续,就不能没有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协同机制的适应性进化。
“务必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成效,不断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新进展。”这不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0年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全面辩证地认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影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把人口红利趋弱的挑战转化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契机,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保持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基础更加牢固,前景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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