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寒冬岁末，奔波在外的劳动者最大的愿望，或许就是能够顺利地将辛苦一年挣得的工钱收入囊中。这些钱，可能是孩子来年的学费，可能是给亲人治病的钱，也可能是明年买种子化肥种地的钱。
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越到年底，关于“欠薪”和“讨薪”的新闻就越多。最近一则耐人寻味的新闻，点燃了人们对讨薪群体的高度关注。
一场针对讨薪者的“演习”
近日，广州市人大代表刘小钢在视察亚运安保工作筹备情况时指出，前段时间广州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为假设。对此，他表示：“作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觉得公安部门这么做不太好。”
人大代表的意见，引发了舆论热议。有媒体说“视讨薪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污名，一种妖魔化。”也有媒体认为“将讨薪当作反恐演练的对象，也是一种对讨薪者赤裸裸的恐吓。”网友也纷纷质疑，“什么时候工人阶级成为假想恐怖分子了？是不是因为工人讨薪数额巨大太恐怖呢？或者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劳动人民是不稳定的根源？”
随后，广州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回应称：公安部门之前组织的“反恐演习”，并没有针对讨薪工人；而前一段时间广州市各区多个政府部门组织的不是“反恐演习”，而是“维稳演习”，考察的是各部门协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该人士同时承认，维稳演习确有将由劳资纠纷、乱摆卖、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为对象。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反恐演习”，还是“维稳演习”，有关部门确实专门组织了应对讨薪者的“演习”。
讨薪者的无奈
撇开广州市是否“把讨薪当作反恐演练的对象”不说，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漠视工人权益，不严惩黑心欠薪者，反而把讨薪者当作“麻烦制造者”予以防范，确是实情。
工人讨薪一直是当前劳资纠纷的核心内容。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拖欠务工者工资，相关劳动保护法规和新的《劳动法》也明令不准拖欠劳动者工资，但讨薪事件仍然不时见诸报端。
来自南京市总工会的消息说，今年南京市总工会共接到6000多起讨薪案，能够解决的只有1000余起，仅为全部案件的六分之一。因为维权成本太高，不少辛苦打拼的劳动者只能收拾行囊含泪回家。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是否在客观上助长了欠薪者的嚣张气焰，我们不得而知。
正常的维权通道不畅，有些人被逼无奈采取了“另类”或者极端的手段。于是有了沈阳张姑娘那样的人，靠掀掉自己的上衣、撕毁尊严去苦讨欠薪；也有一些绝望的讨薪者，采取“跳楼秀”“跳桥秀”等极端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人质讨要工资。
寒冬岁末，各地工人讨薪的事件又开始多了起来。在重庆，黔江区的500多名农民工，睡地板、吃咸菜，苦等自己的工钱；在新疆，乌鲁木齐延安路一工地，70多位农民工遭遇讨薪难……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时“偶遇”农妇熊德明，并为她讨回了她丈夫被欠的工钱2300元，一时传为佳话。但就像“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一样，个案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也并非所有的讨薪者都能像熊德明一样幸运。
根本改善用工制度
讨薪，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很多城市，农民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时候明知受到了雇主的盘剥，却迫于生计只能忍气吞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个合理的用工制度，农民工缺乏制度性的庇护。
虽然在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无不下大力气解决讨薪难的问题，但往往在一时热闹的“讨薪风暴”之后，每年依然有很多劳动者的工资被拖欠，每到年末又是讨薪“旺季”，周而复始。
可见，要解决讨薪问题，“缓兵之策”是远不够的，更应从用工制度的层面加以根本改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制度层面还没解决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应急”之策，必要时也还需要“讨薪风暴”。年底又到了，我们盼望今年讨薪的事件少一点，更希望不再看到那些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去维权的讨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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