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已经过去，但重庆打黑、足球打假、“钓鱼执法”、“躲猫猫”等诸多法制热点事件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一个个事件、一个个案例都体现出百姓呼声与司法回应之间的互动。在这中
间，我们看到一项项更富人性关怀的法律规章及制度出台，越来越多的公民自觉参与和影响到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更多深具影响力的案件和判决让人感受到法治进步的力量。
打黑、查赌、打击酒驾——司法强力介入保障公民权益
2009年11月27日上午，制造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的张明宝站在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人席上。尽管张明宝已是一脸悔意，但最终因醉酒驾车酿成5死4伤，被检察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打击酒驾”毫无疑问是2009年最热门的法制词汇之一。2009年，因酒后驾驶导致特大交通事故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在全国多个地方被“复制”。
面对社会的广泛关注，2009年8月15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严打酒后驾驶行动，截至10月底，全国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14.8万起。9月，各方专家齐聚公安部，就交通立法如何对酒后驾车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做出回应进行座谈。研讨会结束不久，公安部正式发布《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系列修改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
11月25日，公安机关首次披露足球打假事件，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足球“扫黑”风暴。周密部署、几经周折，公安机关查清了王鑫、杨旭涛等人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国内个别场次足球比赛的事实，一批相关人员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随后，足球打假行动不断有新突破，尤可为、许宏涛等相继被依法逮捕。
国家青年队主教练宿茂臻说，这次司法介入大快人心，“衷心希望这是中国足球改变形象、良性发展的开始”。
2009年颇受社会瞩目的重庆打黑行动让一位网友发出如此呐喊：“我要把户口迁到重庆去！”2009年下半年，山城重庆打出一连串打黑“组合拳”，重庆涉黑团伙遭到毁灭性打击，“黑老大”黎强、谢才萍等纷纷落网受审，背后的保护伞文强、彭长健等被揪了出来。这股“扫黑”风潮随之涌向全国。
黑社会、赌球、醉酒驾驶，在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这些社会顽疾已经深刻影响了百姓生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指出，针对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法制手段来解决本身就是法治进步的表现。这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整个社会在向着法制轨道前进，司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习惯于主要依靠行政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
刘仁文说，我国目前处于发展阶段，如何健全法制面临着诸多挑战。他举例说，例如醉驾问题，一个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为７年，但在强大民意的推动下，法院对个别案例的判决实现了由“交通肇事罪”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转变。这就需要在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肃性的同时，又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发挥应有的能动性#p#副标题#e#
“躲猫猫”“钓鱼执法”背后的公民力量——民意助推“具体法治”
从无意中“拣”到价值几百万元的珠宝，到突然被拘，可能将被以盗窃罪起诉，甚至可能面临无期乃至死刑的结局。这样的大喜大悲，把一名普通的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最终，检察机关按照“疑刑惟轻”的原则，认为梁丽的行为更符合侵占罪特征，因侵占罪属于自诉而非公诉案件，检方不予公诉。
这起事件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的眼里成为一个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一张照片的曝光，掀起一场强劲的舆论风暴。南京市江宁区房地局原局长周久耕“香烟门”事件，点燃了网络监督的激情。10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久耕受贿100余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一起被媒体称为“躲猫猫”的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甚至在客观上加速了国家赔偿法的修改。2009年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警方最初称李荞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而死，随即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之后，云南检察机关公布了调查结果。
一个上海司机遭遇“钓鱼执法”，断指以示清白。最终，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就“钓鱼式执法”事件的调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称城管部门之前所做的调查“简单草率”，结论与事实不符，并承诺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山东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栾少湖表示，回顾一年来的法制事件，无论是梁丽捡金案还是邓玉姣案，无论是“钓鱼执法”还是“躲猫猫”，这些法制热点背后，凸显的是普通民众的力量。群众开始通过网络诉求不满，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通过网络了解法律热点事件，这种互动加快了法制进程。
但网络毕竟是一个自发的世界，有时网民掌握的情况毕竟是表象的或者是不全面的，而法律是用证据来说话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说：“网络监管是必要的，但绝对不能曲解这个手段。网络监管既无裁判权，也不能超越党纪国法。”
开热线、顺民意——司法部门倾听百姓声音
“我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满意，我自愿停访息诉。”2009年9月16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驻河南接访组的接待室里，娄某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一个鲜红的手印。
从被动“等候”到主动寻访、接访，2009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政法机关向地方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里，做到田间地头，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办实事，解难题，在过去的一年，我国司法机关不断下大气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感情上爱民，从实体上护民，从程序上便民，从形象上亲民，最大限度地彰显我国司法的人民性。
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11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用了位于北京南郊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新址。一楼的12个登记窗口和大型液晶显示屏、二楼和三楼的37个接谈间整齐有序。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对人民意见的认真倾听，是人民司法的人文关怀。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公众开放日。来自全国的40多名代表第一次走进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直观地了解法院的公共设施，零距离地感受和接触司法审判工作，进一步感受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
6月22日正式投入使用的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迅速成为“一条走进百姓心里的热线”。开通仅一周时间，电话呼入就超过1.1万个，同步公开的举报网站甚至因开通当日点击量过高而一度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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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许宗衡，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等问题官员纷纷“落马”。而这背后则是，全国检察机关上半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其中大案12888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27人。
栾少湖说：“我个人感觉2009年的司法机关针对百姓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了明显的举动，包括开通举报热线、包括加大打击腐败力度，这些都是得民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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