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裸官”，特指那些妻儿和财产已移居国(境)外，只身留在国内的官员。公众通常认为，“裸官”们抛妻别子，不是要排除干扰献身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无一例外打上无形的烙印，站在隐形的起跑线上，自动肩负起随时准备外逃的嫌疑。
乍看上去，这看法不免偏激，然而事实上，它并非民间成见，而是官方观点。何以见得？下例即可佐证：2009年11月，深圳颁布《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主旨是防止官员贪腐滥权，媒体重点关注的则是其中的以下条款：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在现实体制之下，通过对权力的限制、分散、制衡、监督，预防贪腐滥权，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拿这一涉及“裸官”的规定来说，其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能直面“一把手”和“要害部门”是滥权和贪腐的高发和易发地带，承认近年来诸多贪腐官员外逃这一活生生而冷酷的现实，也认定混迹于这一腐败高发地带的“裸官”，能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遗憾的是，规定无可非议的反腐动机，由于其表面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深植制度肌体的内在逻辑悖谬，其有效防止和遏制滥权和贪腐的目的能否达成，就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各级官员，不管身居一把手还是关键职位，既然都身为公务员，就无一例外受《公务员法》约束和保护。《公务员法》第五条规定：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其中的平等原则，无疑也适用“裸官”。也就是说，既然《公务员法》没有“裸官”不能担任一把手和关键职位的明确规定，深圳的这个《暂行规定》是否就与法律产生了冲突？在贪腐肆虐，天怨人怒的现况下，着急得干瞪眼的公众，恐怕都期望有法规禁止妻儿财产在国境之外者担任公职。但明智而合理的办法是，在相关严刑峻法出台之前，必须依法公平对待“裸官”，而不是法外自定规则，滥施制度性歧视，贸然将“裸官”打入另册，做“有罪推定”。
应该承认，经济问题很复杂，经济来源渠道也很多，同样，“裸官”成分也复杂多元，妻儿财产转移的因由恐怕也并非全是贪腐所致。这样一来，除非能证明所有“裸官”都有贪腐嫌疑，否则，深圳的规定就难免不公，难免伤及无辜。
因此，深圳有关“裸官”的规定甫一出台，立即引来诸多质疑，就不足为怪了。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规定，无非是将官员亲属当成反贪防腐的人质，暗示官员财产不得转移到境外，可行性和实际的反贪防腐效果十分可疑——— 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颇，却也不无道理。概而言之，深圳的《暂行规定》，在仕途上为“裸官”设置“紧箍咒”，对贪腐官员尽管有一定的震慑和遏制效果，却也凸显了目前预防贪腐滥权在制度和措施上的窘境。在公认的更为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尚未建立，公众监督机制尚待升级之际，它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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