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采访的前两个小时，周述恒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说着，语速很快，好像关了太久、终于被放开闸门的水。他一直没提及的，是自己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尽管正是因为这本小说，周述恒才得以从无数农民工中跳脱出来，引起诸多关注：从最早的《福州晚报》到央视，“民工小周”走入公众视野。
《中国式民工》，45万字，动笔于2008年5月，完成于2009年10月。17个月的时间里，这个31岁、初中没毕业的四川籍农民工，白天跑业务晚上写作，在每月300元的租赁房内，以自己在福州13年的打工经历为原型，模仿小说《中国式离婚》的结构样式，将农民工们的故事一一道来。
网上连载时，几个月内点击量超过50万次，随之而来的是出版商的青睐。即将面世的这本书，签售会预定由前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及采访过周述恒的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主持。据称，这将是中国第一部由农民工所写的、真实展现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长篇小说。
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无声群落。他们隐忍而沉默，声音与人群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曾经，“打工诗人”为这个群体发过声，但在诗意远离的当今中国，这些声音多半迅速淹没在时代的喧嚣中。或许，叙事性的文体——小说，会让“发声”更响亮而持久？
可是，有机会说话时，周述恒急着要说的，却不是他的书。
“没有农民工，你要跪在地上求”
周述恒：“能不能呼吁从教育上尊重农民工。以前的教育，是农民伯伯、农民伯伯的叫，孩子从小就能形成对农民的好感。但现在的教育是这样：你不好好念书，你就去做农民工。根本不尊重劳动。”
1996年，16岁的周述恒离开家乡到福州打工。至今13载城市生活，他在塑料厂的车间里干过、组装过钟表、摆过地摊、蹬过载客三轮、卖烧烤、送报纸、跑业务……职业更迭，不变的是没有归属感的失落，“融入不了城市的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他无比熟悉一些城市人“骨子里的高傲”和农民工们内心的卑微。
“我们走出去，一看就是农民工。前几年，那歧视真是很明显”。有一回，周述恒去邮局给家里寄钱，顺便想给父亲捎瓶药回去。在药店，“我们很有礼貌的：‘小姐，这个药怎么卖的？’你知道她怎么说？她就把我们看一眼：‘这个药很贵的’。”周述恒把准备寄回家的千余块钱全掏了出来，摆到柜台上，又收了起来，“我说我今天就是有钱，但我们不买了。”
另一回，周述恒去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过来称了十斤莴笋，找钱时，他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气死掉了”的周述恒立刻也拿出钱给老板：“老板，五毛钱就不用找了，我就是农民工。”
周述恒说自己会反抗，绝大部分农民工却是忍气吞声。“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嘴里不说，心里明显知道自己的地位，他根本没有人是平等的这个概念，他也根本没觉得自己是建设的贡献者。”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已超过2.25亿。这个庞大的群体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创造者，他们建楼、修路、装修房子，早上送报、中午送快递、晚上送纯净水，他们还打扫楼里的卫生、街上的尘土……然而，他们总像是城市的“不速之客”，很少被尊敬，甚至时常不被尊重。
周述恒说有些城市人总看不见农民工的好，“一些有知识的人在论坛上说农民工的种种不是，我就去反驳，列举农民工的种种好处，我说真的没有农民工，你要跪在地上求！那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写本书，让城市人明白我们做了多少贡献，但又得不到你们的承认。”
他的小说里，农民工周小凡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为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让座，没有得到对方半点谢意。现实中，周述恒曾努力保持微笑注视着这位母亲，等待一句“谢谢”。
“这个急死掉”
周述恒：“我希望国家给我们一些免费的维权手册，如果以后我的书能做好，有些钱了，我就到工业区免费发放，我自己搞都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书，他们想要没人给。”
周述恒很着急。
“他们不懂自己保护自己，维权方面什么都不懂，很多连劳动局在哪都不知道，真急死掉。”他曾多次去劳动局帮人讨薪。2001年底，周述恒去为一个急着回家的老乡讨300来元的工钱，“你找我没用，你去找主席吧。”区劳动局办公人员的话让周述恒愤怒：“我说你这个部门就是专门管我们这些事的，怎么会找你没用呢？他们几个人就在那里哈哈大笑，根本不管你。”
2003年10月，重庆农妇熊德明对温家宝总理说的一句实话引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工“讨薪风暴”。周述恒说因为总理，这几年他们的工资好拿了许多。
但他还是着急。
2003年，熊德明向温总理说实话前后，塑料厂的工作引发了周述恒的急性哮喘，“得那个职业病从厂里出来，一分钱赔偿没有，他有个名字很漂亮，叫劝退。”这段患病经历，留给周述恒的，是对职业病鉴定部门“我可能偏激一点，但它和不存在一个样”的评价。
病愈后，周述恒打了几份散工，直到送报纸时，一位报纸订户给了他一份油漆业务员的工作。那位订户报纸订阅期满没有续订，却被继续送了半年的报纸。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前后几任送报员都没发现，直到周述恒接手送报的工作，一份份核查，找上门来。结果，周述恒被订户请进门喝茶，“他说你这种精神，我就非常佩服了，你到我店里来做。”在那家品牌油漆代理店里，周述恒接受了装修行业相关知识的培训，“原来装修的每个环节都是有毒的，我从那时起注意到这些。”
周述恒开始为工作中经常接触到的装修工人们着急。“所有的员工，他真奇怪，他不懂自己保护自己。”很多人用电锯切割建材时不戴口罩，一些工人为省钱图方便，干脆就住在装修的房子里，“半年几个月没问题，但他们做几年啊！这个急死掉了，这个很可怕。”他和工人们讲要注意职业病，很多人不以为然。他说他个人的呼吁没什么效果，希望国家能多做宣传，让农民工们有个主动防护的意识。
周述恒亲眼看到做装修的农民工生下智障的孩子，看到在工厂打工的两个老乡得了职业病，也没去找工厂，回乡后便死去了。“我们这些农民工他不知道、不重视，他觉得生病之前都好好的，无所谓，老板也都根本不提。”
从难拿的工伤赔偿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他着急的事还有很多，“国家的很多政策，我们都知道非常好，就是落实不到位，这个急死掉。”
落实不到位的政策与权益保障意识的缺失，业已酿造太多不幸。
2009年备受关注的“开胸验肺”事件中，百余名在深圳务工的湖南籍农民工，因长期从事风钻、爆破工作染上尘肺病，申请职业病鉴定，却因没签劳动合同被拒，难以得到应有赔偿。
类似的新闻，这不是第一条，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条。
“农民工很好的，真的”
周述恒：“最好是呼吁企业搞些娱乐活动，花钱也不多，他们企业很傻瓜，如果利用好这些活动，可以使员工的心贴得更近，为工厂增加更多产值。他们真奇怪，为什么不做这种两边都有好处的事？”
周述恒曾经想做个商人。在他眼里，“中国太缺少企业家了，都是暴发户，是老板。”他心中的企业家是很光辉伟大的人物，有良知，有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例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周述恒不断重复、强调，几乎要立下保证的一件事是：尽管有个别奸诈狡猾之辈，绝大部分农民工都非常纯朴，“我不会骗你”。
“农民工很好的，真的，你只要稍微对他们好一点，工资好拿点，他会对你感恩戴德一辈子……一件小事情，他就觉得帮了他大忙，长年累月地都还会对你好。”周述恒说起他帮助过的农民工兄弟多年来对他的记挂和感激，他觉得如果工厂老板能对农民工好一些，农民工们同样会对老板感恩戴德一辈子，而这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企业文化，员工会死心塌地地干活，可“中国的企业家太少了”。
周述恒有过一段短暂的当老板经历。2007年，他开了个小加工厂，接手一家钟表厂做不完的活。不久后的金融危机让这个十余人的小工厂没能存活下来，在2008年关了门。说起那段时间，周述恒自信自己是个不错的老板，工人们都觉得他很好，不会为一点小事扣他们的工钱。而如果那个小工厂能办下去，他还有很多事想做，例如为工人们设个乒乓球台，让他们有业余活动的地方。
“我真正希望的还是当官的人看”
周述恒：“我现在就是觉得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我原来没有想到，没想到你们会来关心。关心的人多了，我就觉得太好了，我的呼吁有了作用，大家真的来关心我们了，就真的会改变。”
做个小说家，这原本并不是周述恒的梦想。除了做商人，他人生的第一个梦想，也是现在依然没有放弃的梦想是做个律师。“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那是很高尚的职业，可以合法地为人家伸张正义，很厉害的。”周述恒后来报了学计算机的班，因为学法律需要的时间太长，而要打工，没点技术傍身不行。
没做成律师，周述恒依然有拔刀相助、伸张正义的“侠心”，这或许源自他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周大侠的正义剑又要出鞘了”，周述恒的小说里，以他本人为原型的人物周小凡“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生活里的周述恒，“不是我吹牛，我爱帮人家”。
2007年1月，他在福州本地的论坛上发起募捐，为家乡的乡亲们征集冬衣，一周的时间收到近400件衣物。类似的募捐后来又做过几次，2008年地震后，他又组织四川籍农民工为家乡捐款。
周述恒的信仰是“一定做好人，才会有好报，我就相信这个”。他说这是父母从小教给他的道理，“一定要帮别人，不能欺负人家。”
“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除了武侠，周述恒也爱看别的书，唐诗宋词、汪国真徐志摩、“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乔·吉拉德。他推崇乔·吉拉德，笑着说自己在做业务时真的将他的办法一一模仿，在见客户之前抹一下头发抹一下脸，说自己是最棒的，“他讲的东西真的很厉害，可以现学现卖。”
别人的书改变了周述恒，如今他想以自己的书影响他人。
未来一年，周述恒准备继续打工，为下一部小说积累素材。有出版界人士认为，周述恒的小说迎合了众多农民工的阅读需求，而他本人的想法是，“我真正希望的还是当官的人看，他们看了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他们会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真实状况？”周述恒说，“我就担心我们下面真实的东西他们不知道。”
国家，社会，价值观，周述恒口中不时蹦出的名词，似乎都是些太宏大的主题。“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担忧”，自战国时齐宣王开创忧国爱民一词，肩负这一责任与情怀的，始终是文人政客。而这里，是一个农民工的忧国忧民，一个农民工对生活的梦想与期望。
未来会更好吗？
“还是在改变，这几年好多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国家走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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