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别人都觉得我是‘多管闲事’，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劝导控烟了。”说这番话的是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的退休职工周南成，他多年坚持在公共场所劝导他人控烟。
“我看这事不太好办，出门在外哪能不抽烟不敬烟，否则还怎么在场面上混？”杭州某银行信贷员孟南是个“烟鬼”。他痛苦，但也无可奈何。
他们谈的是同一个话题，就是杭州在3月1日在公共场所启动全面控烟。这是一场针对根深蒂固的烟文化所发起的冲击。
被动吸烟者先受益
“杭州控烟要动真格的了！”在2月初举行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执法班上”，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明法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动真格的背景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它于去年11月27日，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并于今年3月1日施行。
根据规定，医院、学校、博物馆等10类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机关、事业单位等9类场所也将设立专门的吸烟区或吸烟室。违反条例的个人和单位将受到最低50元最高2000元的处罚。而除了卫生部门之外，交通、文化、园林、旅游和城管都在各自管理领域内有控烟权限。
目前，在杭城各大商场，无烟标志已醒目地贴在所有禁烟场所，50个餐位以上的餐饮场所设立了无烟包厢，四星以上的酒店也都设有无烟客房。根据全年控烟执法进度安排，在3月的综合执法之后，有关部门还将依次对机关、医疗机构、社会窗口、烟草销售、餐饮饭店、娱乐网吧等进行重点严格执法。
控烟和戒烟，一字之差，前者更多地体现出对被动吸烟者的照顾。杭州市疾控中心曾经对6894位市民作过问卷调查，有82.66%的人受到被动吸烟威胁，有34.63%的人每天接触到香烟烟雾，还有23.11%的人每天被烟熏长达2小时以上。
对此，在杭州某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工作的杨丽深有体会，办公室里的几个老同志无不信奉“叼起香烟卷，下笔如有神”，自己置身于几支烟枪制造出来的云雾缭绕之中。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单位在每个楼层里都设置了控烟室。“或许以后就不用抽二手烟了，但是就不知道他们自不自觉。”
绕不开的烟文化
事实上，不自觉的烟民大有人在。记者有一次在动车组上就领教了如下的一幕：车厢喇叭里播放出“本列车全程禁烟”的提示，身边的一个中年男子不屑地说：“我从来不管，想抽了就到洗手间里抽一根。”
而在媒体工作的殷峰则发现，在社交场合抽烟的频率远高于家里，家里有老婆孩子，还有所顾忌，怕老婆数落，怕影响孩子，在外面抽得更凶。而“烟鬼”孟南告诉记者：“我们谈业务，首先要学会敬烟。”
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研究员认为，烟文化在中国已经是一种人情世故的象征，土壤相当深厚，这是控烟工作的最大挑战，需要全社会“润物细无声”式的努力。
目前杭州一支民间控烟大军已整装待发。2月初，相关部门向全市招聘1万名控烟志愿者和控烟监督员，通知发出后，报名者络绎不绝。杭州的1.2万名导游也自觉加入到控烟的行列，成为控烟工作的义务宣传员，向游客们发放和讲解材料。
杭州市疾控中心的健康教育专家施水泉则认为，之所以提倡柔性控烟，而非强调刚性戒烟，也是人性化和科学的体现。吸烟虽然是不良嗜好，但也不宜将其丑化。控烟工作既要保护被动吸烟者，也应该保护烟民，不要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而是要让他们逐步意识到吸烟的危害性，最终收到戒烟的效果，像设立吸烟区域就是一种疏导的途径。
机关事业单位是“最难啃的骨头”
“单位的领导许多都是‘老烟枪’，办公抽烟，开会抽烟，作为监督员，你敢劝吗？即便劝了，他能听吗？他若不听，你敢罚吗？”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许多市民都对控烟举双手赞成，但是他们对机关事业单位的控烟效果深表疑问。而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卫强也坦言，对于机关控烟确实存在监督难度大、执法成本高的问题。
事实上，机关的香烟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从杭州市卫生部门之前的调查结果看，公务员吸烟率达到35.4%，其中有49.6%的人经常在上班时吸烟。
而《条例》在这一方面也作了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应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专用吸烟室，吸烟区或者专用吸烟室以外的区域禁止吸烟。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办公室也不能吸烟。目前，杭州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内部都已设立控烟监督员，禁烟标识也张贴在醒目位置。
但是，一些公务员私下向记者表示，对于那些老烟枪，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监督尚可，举报罚款难度仍然较大。
对此，杨建华研究员认为，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使然。“一瓣心香，燃而为烟”，吸烟给人带来飘飘欲仙的幻觉。二是用来联络感情，吸烟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最简便、最直接的社交手段。
而烟文化在官场上更滋生出公款吸烟、烟票行贿、天价香烟等陈规陋习。像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其东窗事发，就是源于网友人肉搜索出他吸的天价香烟。
杨建华说，公职人员在社会中有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严格执行《条例》应通过其自我约束逐步实现。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考量条例的可操作性，推出更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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