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富二代”集体炫富、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扎堆做官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仇官”的社会心态自古有之，产生的原因除吏治的腐败外，还受传统君臣文化思想的影响。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仇官”的社会心态一度得到了有效校正，但是，产生“仇官”心态
的文化及制度基础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官二代”现象和社会上一定程度存在的“仇官”心态？
“官二代”的时代魔咒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现在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官员的后代，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但在升迁方面，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也有人观察到，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大多为平民出身。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某些官员的后代，凭借父兄的余荫，仕途顺利，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而从门荫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途，真刀真枪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p#副标题#e#
抢官的“官二代”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
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 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固。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官商私商，他们经商的轨迹，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环境如是，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不应强化“官本位”的传统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当下，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在官员选拔中，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这种倾向，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这样做，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没有任何好处。
一般来说，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人们仇官，但同时也羡官。既仇恨权力，又羡慕权力。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或者很难变成官员，那么，平民的仇官，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如果不思开解，麻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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