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春节期间转机香港,入了境,搭上机场巴士,从赤鱲角“跋涉”到港岛东。
路途确实遥远,但青马大桥的高耸,可以尽览马湾,葵涌码头也显得壮阔,这是当年客居港岛时不曾游历的景观,搭乘机场铁路也看不到那么仔细。
进入港岛一个住宅区,道路狭小,车行有序,路中间的铁栏杆挂上布条,要在某月某日号召300个居民游行,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区内某处装置电灯。如此而已。
旧楼倒塌的新闻余温犹存。遍布港九的旧楼就像香港的癌症细胞一样。在新旧楼宇杂陈的街道上,整洁与堪称良好的维护还不是最醒目的现象,秩序才是。
人家说在新加坡开跑车,引擎一启动就到海边了。但香港市区马路更见狭小,值得一提的是它所呈现的秩序,上下班时间交通几乎谈不上拥塞,就算不收过路费,马路上也看不见多少私家车,许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并不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变得不可解决,直接的理由就是大众交通太方便太有效率了。
香港经济近年来对大陆依赖越来越深,港府一直有各级官员北上进修,学习内地体制、历史文化等等,当然也包括语言。
但香港人显然还是清楚自己的长处与价值所在。
要号召300人为一件小事游行,需要多少组织工夫?到头来会不会被人看成“嘥气(费事)”?当然这很可能只是一个社区内政治人物的“秀”,但能不能公开号召与决定是不是“被号召”,才是市民关注的价值所在。
笔者有许多香港朋友——尤其是地道的香港人——会说,法治与自由是香港最大的资产,而这两者得以彰显的背后,靠的是三公——公平、公正、公开,它使市民拥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免予(政治上的)恐惧。
近年来,许多香港年轻一代投入民主阵营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在回归十几年后,无论经济或政治都更加倾向大陆的时代,这看来一点都不识时务,甚至有点逆流而行。但只要将事件放入这一个框架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也能体会这一套价值体系在香港如何深入人心。
有一种说法把香港的民主化看成英国政府撤退前的阴谋,但英国撤退时的香港早已经是民智大开的国际大都会,如果不是出于自由与理性的选择,这些年来的争执甚至冲突,断不会仅仅是“口舌之争”。
警界腐败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是香港的沉疴,当年的黑暗势力连自由的媒体也要忌惮多多,但少数舆论的大声批判,终于促使ICAC(廉政公署)的诞生。现在,“香港,胜在有ICAC”这样一句口号已经深入民间,化成内在的价值。
而公平公正公开,就是香港人在经历众多历史事件之后,深刻沉淀出来的核心,它不仅仅是许多后进国家所存在的表面的法治与自由,而是深入到司法独立与尊重少数的有限自由等等价值观。
“马照跑舞照跳”是表面的自由,香港曾被看作文化沙漠,港人被视为经济动物,但在那个年代,其实它已经在法治与自由的环境中,逐渐酝酿一套有别于母土的价值体系。如果把现代化看成不仅仅是高楼与高度国际化的商业环境,也包括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运作规范与认同标准,那么这套体系就具有极大的现代化意义;同时因为人口的因素,香港并没有失去本身民族的特征,其中所达成的调合自然而融洽,虽然靠的是时间,但证明文化决定论并不是宿命,值得大陆借鉴。
香港居住环境局促,人心难免浮躁,但面对这套价值体系,许多港人显然不断担忧它的易折,更甚于旧楼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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