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做官已成为高危行业”的抱怨，常被舆论和公众解读为养尊处优者矫情而幸福的自白，不过现实的反腐数据显示，这并非矫情，做官确实已陷入高危。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公布了一组数据：2009年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万多件，处分10万余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如此大的“伤亡”人数，显示做官确实很“高危”。
官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媒体在报道时，分析认为诱惑是最重要的原因：官员握有大权，各种各样的诱惑就在身边，就看你动心不动心，能不能顶得住。对洁身自好的人来说，风险并不存在。诚哉斯言，无处不在的诱惑，能将人性中最贪婪、权力中最卑劣的那一面激发出来，一些掌权者很难抵制这种诱惑，高危正在于此。官员职业的去高危化，降低当官的风险，关键便在于如何抵制这种致命的诱惑。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只是停留于道德说教，即“让人在洁身自好中抵制诱惑”，既苍白无力，又常常是无效的。面对功利诱惑，人天然地难以抵制，这是人性的弱点。反腐制度的设计，因此只能顺应和承认这种人性的幽暗，以制度防范之。反腐学上有著名的“无赖假定原则”：人只靠道德是靠不住的，贪欲左右和利益诱惑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无赖，所以设计制度时必然把每个人都假想为无赖之徒。只有以对人性的不信任为制度起点，穷尽可能地约束防范之，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善的结果。
权力有多大诱惑就有多大。哲人有云，要毁灭一个人，就给他无法无天的权力。这实在是至理名言。许多官员对施加于头顶的监督，有强烈的、天然的反感和排斥，而其实，监督是对官员最理性、最好的保护。自己管不住自己，让无处不在的外在监督驯服自己的贪欲，实际是让他们免于诱惑的煎熬，更是远离腐败之高危。
所以，一个理性的官员应该意识到，将权力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虽然戴上了“枷锁”，却赢得了职业的安全和远离了高危。虽然申报和公示财产会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但这种阳光制度，也能让官员阳光地用权、阳光地当官，时刻提醒自己洁身自好；虽然政务信息事事公开和权力的透明运行，让一些官员随意用权的手脚被束缚，却在官员与诱惑间设置了“防火墙”，众目睽睽逼着他不得不抵制诱惑。
一个理性的官员也应该意识到，民主决策是减少当官风险的最好制度。没有民主约束，官员时时会面临专断专制和滥用权力的诱惑，而民主决策则通过分权于民，在制度上断绝了这种诱惑。有舍才有得，尊重民主，虽然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权力，却在放权中也扔掉了风险。当然，民主也是分散风险的方式，如果由民主决策而非领导专断，民众就不会将责任都归咎于公权力，动不动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官员。
现实生活中，许多贪官在被依法查处后，抱怨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害了自己，使自己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未能抵制住。比如，就有落马官员这样感叹：“如果我第一次伸手时，能受到约束多好啊。”是啊，免于腐败的诱惑，免于高危权力的腐蚀，这应该也是官员的“权利”。官员不能只在落马时，才意识到监督的保护功能。要想远离高危，在日常的政治改革中，就该自觉自缚权力，将自己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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