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亿！这很可能是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而一旦实现了这个数字，中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
就在全球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以1%左右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达到30.8%，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前六个月的收入还要多2000亿。"下半年保证10%的增速应该没问题。"国税总局一位官员表示。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经济体，这些数字的确振奋人心。然而，比之于GDP保八的增长目标、"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等事实，财政收入近乎四倍于GDP增速的增长态势，不说让人心生不爽，起码也是喜忧参半。
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财政收入，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听来确实撼人，可"国富"了，人民有没有强大起来，富裕起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得如何？均成为媒体近期关注的热点。也是本刊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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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５个月，中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专家预计，如果不出意外，到今年年底中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
从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不足2万亿元，到即将跨入"8万亿元时代"，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让我们看到了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也使得社会各界更加关注" 国富"的同时如何实现"民富"。
同时，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总盘子，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注财政资金如何花得更加有效、更加透明？
财政收入超８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财政收入总量将超过8万亿元，标志着中国财政实力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
今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长，增幅相对较高。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受经济回升向好带动税收增长，特别是去年同期基数很低等因素影响，属于一种恢复性增长，实际增幅并不高。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2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增长14％），折算到两年中年均增长10.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年均增长6.8％）。随着5月单月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13.6个百分点，预计后几个月，由于去年同期收入基数逐步抬高，收入增幅还将逐月回落，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针对有报道称中国财政收入将居全球第二位的说法，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超过８万亿元，这是一个绝对数指标。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财税体制和统计口径等有差异，单纯比较财政收入规模意义不大。他指出，在国际背景下衡量一国财政收入水平高低，更关键的是要看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相对数指标。
贾康指出，虽然中国财政收入可能超过8万亿元，但目前中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仍在百名之外。特别是要看到，虽然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 三农"、民生等需要加大投入的领域还很多，可以说，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
高培勇也指出，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了，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衡量财政实力，应淡化绝对数指标，注重相对数指标。从人均财力等相对指标看，中国的财政实力仍需壮大。
理性看待中国宏观税负水平
近年来，国家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过高呢？专家指出，应理性看待宏观税负水平。从国际上看，无论是全口径政府收入还是可用财力占GDP比重，目前中国的比重都明显偏低。
IMF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税负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IMF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8），该年鉴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35.5％。
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按全口径政府收入计算，2007年宏观税负为270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2.3个百分点，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贾康指出，从可用财力上看，中国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中国财政收入中只有公共财政收入可以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9％，2008年为1905％，2009年为20.4％，明显低于国外水平。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高培勇认为，一方面要看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明显增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仍然相对较低的事实。政府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促进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不断增加。
八万亿为分配改革再添信号
理论上说，财政收入多了，国家宏调能力必然增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增益民生。但问题是，如果财政收入过多，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麻烦：譬如会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进而为经济总量失衡埋下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尽管是个预估，但这个数字与近年来过高的财政收入比是相称的。事实上，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甚至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常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达11.7％，而GDP增速为8.7%，这已经是差距很小的年份了。此前，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19％左右，从2003年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
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高过国民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那么，眼下而言，我们就需要在看到财政成就的同时，及时扭转过高的局面，为过热的财政增速降温———就此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破题的不二之选。
每每谈及财政收入过高的增速，相关部门的说法无非是"加强征管"、"累进税率制"、"价格因素"等，但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显然是资本所得过高的"副产品"。因为财政的大头是税收，投资与产出形成的税收，成了垒高财政收入的主体。财政增速如此之快，而且是在居民薪资痛感明显、贫富分化呈现加剧趋势的语境下，它所隐喻的分配困境一目了然：一是劳动所得仍显得过于单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导向有待纠偏；二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率有待优化，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备功课；三是市场化收入空间狭仄，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控制力在强化，"被优待"的民营类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四是分配政策改革亟待推进，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具体调整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收入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当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此类收入必然也是水涨船高———而这些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仍来自于国民收入总蛋糕。因此，八万亿元财政收入虽是个喜讯，却也为收入分配改革再添切迫的注脚。
确保更多财政资金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专家指出，针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要看到当前中国财政收支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应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并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确保更多财政资金更好地惠及民生。
"财政收入每上一个台阶，都会对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出新的要求。"高培勇说，财政收入总量增加，意味着政府可支配财力水平提高，这不仅使政府有能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用于"三农"、教育、科技、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也要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提高公共财政资金运行绩效，确保财政资金更有效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刚刚公布的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显示，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合计7253.1亿元，增长21.8％；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2.56亿元，增长31.7％。如果包括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方面涉及民生的支出，中央财政实际用于民生的投入还要更大一些。
贾康指出，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规模增长明显。表面上中央财政拿了收入的大头，但实际上中央财政除小部分用于中央本级支出外，更多用于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民生。
数据显示，2009年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2.4％，但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20.1％。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由1994年的2389亿元增加到2009的28621亿元。
贾康认为，下一步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同时，还应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到改善民生上来。
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与社会机制
对于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我们见惯了这样的解释：去年财政收入基数低；经济回升向好带动了税收增长；去年年中调高烟产品消费税，使今年一季度国内消费税增幅提高；CPI、PPI开始上涨，价格因素使得税收收入相应增加。
但如果深入探究一下，以居安思危、避免乐极生悲的态度来看待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那么有些问题就值得仔细分析一番：
其一，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并非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增长。随着房地产业大跃进式的发展，目前中国财税体制已出现畸形发展趋势，财政收入结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已牢牢奠定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地位，并深刻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权重，影响着税收制度的变化。
其二，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能意味着税负走高。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4%，不过这只是预算内收入，按照国际惯例，还要加上约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集资、罚款、摊派等收入，中国的税负水平应已超过高收入国家。
其三，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与财政支出是否透明、合理并未实现同步。虽然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稍低，但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比例却比中国高出许多。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无限扩张的支出需求却仍让各级财政倍感紧张。国家审计署近日披露了高达2.79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这些债务恐怕最终还要纳税人来买单。
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房地产逐渐成为汲取财富的抽水机，导致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行政管理成本逐年上升，而"不差钱"主导下的投资又形成了全社会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不良现象。至于财政收入增长如何促进政府管理效率提高、如何切实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却仍经不起推敲。也许，财税体制亟待变革，而改革的方向，或许正是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超常增长，并真正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与社会机制。
（编辑整理/莫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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