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步伐加快
中国富人成投资移民"美国年"主角
有报道称2010年是投资移民的"美国年"，据说是因为遭遇金融危机的美国很在乎外国投资移民者手中的资金，而中国富人则是这场移民嘉年华中的绝对主角。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富人，让中国成为美国开发投资移民的首要目标，现在几乎美国每个区域中心都有专人负责开发中国移民市场。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申请人数倍增，从2008年的500人增加到2009年超过1000人。以往一个投资专案在中国需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售完，而现在，一个200多名额的项目，两到三个月便被抢光。
"社会精英与财富流失"
有媒体在报道中称，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客观地说，这种警告并非危言耸听，环顾四周，人们眼中的富人大多都是社会各领域的成功人士，他们要么是商界精英，要么是行业翘楚。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的"消失"，带走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榜样力量，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继续创造奇迹的源动力。
富人移民的"危机暗示"
中国部分富人为了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追求资产安全，纷纷在进行移民海外的计划。多名投资移民企业人士表示，因为国内投资渠道不畅，各种税费太高，社会仇富心理严重，投资移民到国外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按理说，移民是一种"双向选择"，是人的一种权利，但是，一旦富人移民海外超出个人偏好等因素，而是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各种税费太高，社会仇富心理严重等铸成，并且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移民就不再是纯粹的移民，而是人口的非正常流动了。
富人移民和一般人移民所不同的是，富人是社会财富的集中拥有者，甭管他们获得财富的方式是否合法，是否灰色，只要他们拥有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财富，他们选择移民自然就比普通人移民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也许会有人辩驳，说中国人都是很爱国的，都是有恋乡情绪的，富人并不是真的情愿移民海外，他们选择移民其实是迫于无奈。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问题是，投资渠道不畅、税费太高也好，社会仇富心理严重也罢，其实并不是他们选择移民的真正理由，因为越来越多的富人虽然手持国外绿卡，但仍旧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只是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并且，相比国内，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非常成熟，基本不存在所谓的暴利行业，所以，即使他们移了民，也通常只是涉及到个人财产的转移，而不牵涉产业的转移。
那么，社会仇富心理又是如何养成的呢？毋庸多说，仇富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人们所谓的仇富，并不是一味地见富就仇，而是仇富而不仁的富，见不得光的富。既然如此，富人们如果仅仅因为要避免国内的仇富心理而选择移民，那么，不仅无法有效化解国人的仇富情绪，而且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变本加厉，让穷人非常受伤，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乐意看到的。
富人大量移民，在除富人以外的人们，特别是穷人看来，富人争相移民会给人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这并不是说富人抛弃了穷人，而是说富人的移民行为会让人觉得是精英在"抛弃"甚至"逃离"共同所在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魅力何在？这里面的危机暗示，对人心和社会都是莫大的伤害。
富人迈出国门前，需反思那些"担心"
担心被"均贫富"
哪一个国家都有富人，也都有穷人，人有穷富不可怕，怕的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对比或是观察中美两国的财富分配状况，有一个现象倒是很有趣，近20年来，美国富有的人群人数上升，中国则是富豪级的人数猛增。所以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的标准，美国的基尼系数是 0.466，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美国财富分配不均已成为严重问题，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1%的人所交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40.4%。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一年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四成是由美国高收入的1%纳税人提供。相比之下，美国95%的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政府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39.4%。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有多少人呢，140万人。他们交的税比1亿3400万中低收入人缴税的总合还要多。
中国富人纳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早前中国有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占总人口约20％的富裕人口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人所得税收人的10％。这说明，富人虽然拥有财富多，却不是缴税的大户，相反在中国实际承担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是广大的工薪阶层。
据北京经济观察报报道，现在不少富人最担心的是怕均贫富，所以纷纷为自己找后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都是一些富人最想移民的国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个外国绿卡，以便有个风吹草动，便可把异国他乡当故土了。
2009年，美国投资移民的申请量创下自1990年设立这一移民项目后的高峰。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前仆后继的涌入美国，中国人投资移民美国申请人数量较 2008年翻了好几倍。投资移民的基本要求是在美国的投资额要在100万美元，落后地区投资额在50万美元，这点钱对于中国富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2009年获得批准的投资移民人数为4218人，其中7成左右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而来自中国的富人就达到1000人。
事实上"均贫富"是个伪命题
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的自述最有代表性："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对税负过高的指责和对社会所谓"仇富"心态的担忧，的确是中国富人的流行话语。但这种话语恐怕与事实不乏出入。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 "，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现在调节还远未启动，富人就开始抱怨税负过高，只能说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建立在社会不正常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预期没有实现就拍屁股走人，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抱有这种预期的人，即使移民海外，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因为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国际潮流，特别是在一些福利国家，富人的税负远远不是国内的富豪们能够想象的。
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对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调整国民财富收入差距的呼声乍起，马上惊呼税负太高，指责人们"仇富 "，声称要移民海外。这不恰恰表明，社会以往给予他们的优待太多了吗？
中国富人需要弥补社会担当"赤字"
中国富人中不乏乐善好施者，比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但这些人的比例还不高，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当然，在富人慈善比例上盲目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失偏颇，毕竟中国出现富人的时间很短，还没法跟这些国家相比。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总体上来说还只算是"有钱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做"富人"，也就说说，中国富人们还没有形成富人文化。但回顾历史，中国社会是有过"富人文化"的，封建时代的士绅阶层，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中流砥柱，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社会担当，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正在重构的中国社会，需要新富人们勇于面对，弥补社会担当"赤字"。
担心"仇富"社会心理
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仇富"心理
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确存在仇富的现象，不止仇富，而且仇官，凡是富且贵者，都在被仇之列。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责怪发出仇恨的弱势一方，意义其实不大。嫉妒心人人有之，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适度的嫉妒也是一种促人上进的动力。当然，恶性的嫉妒容易导致绝望，绝望是毁灭的源头，一旦嫉妒变成了绝望、愤怒，就可能产生"与汝皆亡"的冲动。
一般来说，产生这种恶性嫉妒的原因，不是富贵本身，而是富贵背后的不公。就像赛跑一样，如果起跑线一致，跑道一样，失败者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账。但如果他们发现有人中间坐了一段车，或者吃了兴奋剂，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转型时期，富贵背后的不公是大量存在的。民众中关于这种不公的认知，具有传染性，很快会殃及所有富贵人，无论这些人的发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问题。
跟仇富仇官现象并存的是，炫富、炫贵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也相当普遍，有钱要臭显摆，有权有势更要臭显摆，甚至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一张稀有的门票，都会拿出来显摆。开跑车在城里飙车，就是炫耀之一种。这种炫耀，使民众的仇富仇官心理更加激化，激化到只要碰上好车，就一律侧目而视。
因此，要想使这种社会的鸿沟被削平一点，当然最要紧的，是尽量在制度上突出公平二字，免得不公平戕害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已经富起来的人，握有权势之人，要尽可能保持低调，不要以富贵骄人，同时也要教育子弟不要以富贵骄人。更重要的是，先富贵起来的人要对社会有所回馈，对弱势有所帮助。在历史上，中国社会一向是士大夫和农民并存，士大夫握有政治和文化权力，也大体上过得比农民富足、体面。但是，凡是士大夫，都有义务为社会做公益，不仅要张罗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而且要担负救难济贫的责任，通过这种行为，赢得社会的尊重。凡是不做公益的富人，都不被列入乡绅的行列，为乡里所不齿。现在的社会，虽然说富贵者也有积极参与公益之辈，但是，总的说来，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权者而言，公益心还是相当淡薄，利用权力为自家造福劲头大，为民造福的心气小。
社会有贫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出现不仅物质而且心理上的社会鸿沟，却非国家社会之福，尤其非富贵者之福。若要填平鸿沟，需要出大力气的，还是强势的一方。强势的一方不作为，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
富人是需要"拯救"的
最近，法国一个名为"拯救富人"的民间组织开始引起关注。该组织以教育富人改变生活方式、促进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为己任，搞出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骚扰"行动，阻击奢靡之风，并通过媒体向政府发出设定最高工资标准的呼吁。
"拯救"富人真是颇堪玩味。通过该组织的宗旨和一些具体做法可以知道，这是对富豪奢靡行为有所不满的一群。但是，该组织对自己并不满意的富人，所表示的不是敌视，不是指责，不是奉劝甚至也算不上讽刺，而是充满自信、不乏善意却不带丝毫谄媚色彩的"拯救"或"教育"。而且，他们对富人的奢靡并不只是坐而论道，而是通过一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进行了直接的"骚扰"。
就社会效果而言，对富人持拯救、教育的态度，显然比持仇视的态度更有助于消除阶层对立；对于富人们来说，处于被拯救被教育的位置也许相当不爽，但与被仇视相比，这应该是理性的富人乐意接受的选择。所以，"拯救富人"活动中的理性值得肯定。对比之下，时下中国社会对富人所缺少的，可能正是这种理性—— 我们的社会对富人的奢靡行为，或是敌视，或是无奈，或是开脱，或是谄媚。而且大多都是纸上谈兵，少有直接"骚扰"的勇气或可能性。
也许，中国亦应发起一场"拯救富人"的活动。但遗憾的是，综合种种情况看，中国的富人要想得到"拯救"，其间还有法律、文化及体制方面的重重障碍。从法律理念的角度上看，不仅仅是"先富"的一拨富人中有许多仍然有着"原罪"之嫌，甚至一些新晋富豪的身后也有着种种阴影，乃至福布斯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宽容度。
从财富文化的角度上看，许多国人的财富观念中有一种"基因性缺陷"，即无论多么巨额的财富也只为满足一己、一家之欲或安全感，其荣耀更多在于占有财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远未成为共识。
而最大的障碍或来自于一些莫名的体制阻隔。郎咸平写的《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一文最近在网上流传，文中总结出这样一类富人：他们开大排量名牌汽车，着国际顶级品牌服饰，出入高档酒楼，喝茅台五粮液，抽极品中华，收藏古玩字画珠宝，打高尔夫消遣……但这样的人却"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也就是"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在做什么"。这类富人被命名为"黑领"，其实说的是一部分公款消费的人群。对这样的"富人"，如何"拯救"呢？
据悉，法国的"拯救富人"组织对富人是如此"拯救"的：到高档餐厅给富人发普通的棍子面包，提醒他们"花3欧元同样也能吃饱饭"；给曾声称"如果 50岁还没有一只劳力士，那人生就算失败"的富豪，赠送价值7欧元的电子手表并使其不得不当场戴上；萨科齐总统的儿子去高档俱乐部用餐，被颁发"爸爸的儿子"证书，批评其靠父辈财富过奢侈生活。这样的情节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也许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没办法亲临富贵者的消费现场。即便可以到现场，以中国富人之普遍的心高气傲，有几个肯接受这样的骚扰？
可以说，种种障碍的存在，使得成立"拯救"、"教育"富人的组织，在当下之中国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任务。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于看不惯的富人，宁"仇"而不"救"，或只能"仇"而不能"救"。
担心投资环境"恶化"
"国进民退"是非
"国进民退"最近以来是媒体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这也是有些民企富人担忧投资环境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直言："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不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却表示，"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跳出是非之争，承担转型之痛
关于"国进民退"的学术之争、政策之辩，短时间内很难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中国改革的内容肯定远不止谁"进"谁"退"这么简单，这个问题是中国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退一万步说，如今中国的改革成果，就是在不断"试错"和"试对"中沉淀下来的。如果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能有勇气参与这一过程，有勇气承担这种转型之痛，那么他们以及他们的事业必将成为成功的"中国模式"中的闪光点。
稳定社会预期，让富人放缓移民的脚步
全球化时代，移民本是平常事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本来属于正常的人口流动。从这个意义上将，对富人移民海外应该冷静看待。根据今年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去年1000个投资移民的案例，也许具有示范意义，但从比例上讲还算不上形成了"移民潮"。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精英向发达国家流动本身就是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公平。
给富人稳定预期，消除"安全感"疑虑
富人享有特殊权益的社会是不正常的，这样的时代早该成为历史。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却理应给富人另外的预期，这就是风险可以预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体系依据透明的规则运转。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肯定大有可为，因为除了市场因素，他就不必担心某种不确定的风险。这样的社会是鼓励创业鼓励致富的社会，也是一个能够催生富人责任感的社会。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社会致力于给富人提供安全感实际是一种多赢，因为富人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穷人同样也不会有安全感，反之亦然。当下的紧迫问题是，社会该怎样让富人们感到安全？事实证明，贿赂权力，使其化公为私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药，对权力、资本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即便暂时获得了安全感，也必然是虚幻而不稳定的。黄光裕从商业奇才堕落为阶下囚，就是最好的例证。黄光裕案折射的与其说是富人的原罪，毋宁说更是社会的病灶。为什么黄光裕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和权力联姻来获取安全感？当社会嘲笑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紧做点什么？
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过多地选择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评论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
结语：
富豪们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与财富有关。这实际也呼吁，制度应及早对存在其中的财富分配问题进行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财富或只懂得靠移民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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