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最近完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给新生代农民工画了一幅群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状况、劳动关系状况、生活状况、身份认同与未来期望有了详细描述。
据了解，此次调查覆盖深圳全市，渗透到各个区域和行业，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要形式。问卷发放有直接到企业和随机两种，对15个街道办事处、167家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另外，还对部分农民工进行了访谈。
调查发现，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比例已达73.8％，他们除了具有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吃苦耐劳、勤奋工作、勤俭节约、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外，他们在基本情况、就业、生活、素质和观念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也有着一些差异与特质。
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
调查显示，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员工占62.1％，女性员工占37.9％，男性比例明显较高，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这组数据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男性劳动力输出规模要大于女性，现在无论男女都成为打工的主要人群，也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已不是很多。
其次，深圳劳动力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深圳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来源于广东、四川和湖北，而新生代来源于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人数居多，接近60％。来自四川、湖北等省的农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来自广东本省的比例大幅上升，广西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说明新一代农民工长距离跨省流动减少，而省内流动、就近流动增加。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受过高中教育的要多于受过初中教育的，小学文化和文盲比例低。第四，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留守儿童比例高达18.5％，在城市中长大的比例有2.9％，远远大于老一代的比例。
调查也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并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首先，这个群体依然吃苦耐劳，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加班现象，有89.2％人需要加班。加班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态，有56％的人加班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第二，尽管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有1838.6元，收入在 1800元以上的比例只有36.7％。但是，老一代月平均消费1317.2元，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为1211.9元，勤俭节约，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老一代。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老一代农民工寄钱回家的比例有92.6％，寄钱回家的平均数额5943.5元。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6.9％的人每月有储蓄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每年寄回家乡的费用平均有4244元，每次回乡平均费用有2504元，这是在城市中打工本来挣得不算多的情况下，将平时生活中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用于家庭。
无论新老两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背井离乡、不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现状。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体宿舍，在城市中更倾向于依托乡缘、血缘关系结成较为封闭的社群，形成了一个同质性较强的老乡圈和亲戚圈，社会交往圈子比较狭小。
“守一家，不如跳三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希望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工作的有60.7％，希望找到一份收入更高工作的有48.3％，希望创业当老板的，有32％，他们希望通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获取证书的有20.4％。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比较相信自我奋斗，对未来充满希望。调查显示，新一代农民工中，只有1％的人选择将来回农村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渴望在城市长期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
关于就业稳定性差，可以从新老两代农民工对比的两个数据进行反映：第一，最长工作年限对比。老一代农民工在一个单位最长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7年，新生代在一个单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为3年；第二，更换工作的频率对比。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换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26次，可见新生代更换工作更加频繁。有的新生代认为“守一家，不如跳三家”，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可以多学些技术，通过跳槽不断地学习许多实用的东西。
因此，在打工原因的调查上，两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提高收入，第二是出来闯一番事业，打工仍属经济型。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出来闯一番事业，第二是提高收入，打工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抱着干事业、开阔眼界的理想进入城市的，他们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打工目的是兼有经济型和发展型。
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要求和预期并不高，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性。在目前的收入状况下，他们认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应该有2678元，与其实际收入相差仅842元。而其中认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应该在2000元以下的竟然高达46.3％。他们的理想收入也不过是4200元，与深圳市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基本相符。
在如何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上，新老两代农民工都对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是希望政府将城乡居民同等对待。有76.9％的新生代希望政府给予与城市户籍市民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有33.9％希望取消户籍制度。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长，对户籍制度造成的障碍更有体会，有43.9％的人认为应该取消户籍制度。二是希望政府通过严格执行劳动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新生代还比较信任媒体，有20.7％的人希望通过媒体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通过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会作用的发挥、对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制度性维权的认识和参与程度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无明显差异，很多指标还要低一些。但他们换工作的频率却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一倍以上。由此可见，他们进入城市工作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树立起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制度性维权的概念不强，在权益受损或工作不如意时，仅仅是用脚投票。
社会要适应新生代的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已构成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政府应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治理手段，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调查为此给出了几个解决途径：首先，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改变生存困境，进行最低工资立法，加快集体谈判立法；其次，发挥工会作用，改变劳资关系失衡局面，加大工会宣传力度，加强基层工会建设。制定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大力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再有，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实行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继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率，实行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建立生育保险制度。赋予农民工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加快建设农民工公寓。
（文/刘芳 编辑/莫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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