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明显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不久前，中国高层领导明确表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外汇储备运用与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从现实看，是化解高额外汇储备的最佳选择；从长远看，应该是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看，都经历了一个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战略转变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能不能成功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变，成为未来中国增强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关键。
在接受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在世界的直接投资市场上，中国还是个新来者，可能会遇到许多目前还预见不到的种种难题。把这些难题想的多些，多准备几套预案，胜算能更大些。
“找准强项”
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首先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买得到还是买不到”的问题。战后，更多地靠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和技术实力推动海外投资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西方国家体系内，也曾有因政治原因导致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先例。被视为西方体系之外的中国，进入全球直接投资市场后，遭遇政治麻烦的可能性更大。近年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确实取得重大进展，有中国企业先后收购加拿大Tanganyika公司、哥伦比亚石油公司、俄罗斯秋明-英国公司乌德穆尔特油公司、美国第一国际石油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但像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交易流产、中铝注资力拓失败这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也不少。正如有媒体的文章所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经济的‘远征’途中渐行渐远，多方阻挠因素也随之而来。其中商业活动政治化便是暗影之一，一些国家在面对中国企业收购时表现出的政治恐惧症为双赢之路设下了重重关卡。”
由此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还要学会“院外游说”等手段应对海外商业行为中遇到的政治麻烦。当然，这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政治、外交帮助，就像商船遇到海盗，需要派军舰去护航一样。
成功地收购了海外企业，或者直接投资海外建成新企业后，能不能办下去，赚到钱，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是更大的考验。从日本海外投资的经历看，弄清自己的优势所在，投资于投资对象国相对弱势的领域，成功的机会要大的多。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会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人在海外投资方面有些忘乎所以，大肆收购美国的房地产，甚至收购电影公司。在美国经营管理房地产、拍电影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强项，结果赔了大笔钱后，又被迫卖给了美国人。而那时日本人在汽车制造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已经不输于欧美了，日本人在欧美投资建设的汽车厂，至今在欧美的汽车行业中也是佼佼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投资的领域将有可能从目前主要是矿产资源的采掘向制造业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动商品输出，消化外汇储备。而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中，哪些是强项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娄勤俭在介绍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钢铁、有色、石化几个行业的关键品种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重大装备振兴计划已见到了成效，重大技术装备能够实现自主化。发电设备，特别是动车组技术水平和部分通信装备，市场占有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家电、皮革、家具、羽绒制品、自行车等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左右。电子信息技术产品，通信、计算机、关键元器件、电视、音视频技术和应用软件层出不穷，功能和国际上也是有一比的。笔者认为，这些具有相对强势地位的企业走出去直接投资，胜算的机会肯定大些。而那些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如果为走出去而走出去，在海外直接投资，前景恐怕不妙。
“胆大心细”
中国钢铁企业的海外投资频遭狙击。首先是鞍钢欲在美建厂一事受阻，继则首钢在澳大利亚购矿一事亦受阻，算是挨了两记“闷棍”。
莫衷一是的“安全考虑”常常是万能借口，无需拿出真凭实据，只要“莫须有”就能激起反对情绪。鞍钢只不过是不断刷新的案例而已。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美国的议员将正常的商业项目泛政治化是一种投资保护主义的表现。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数着呢，美国在规则之外耍流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收购很难，海外收购更是难上加难。成功固然值得高兴，竞购失败也应是一件常态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一个大宗商品看涨预期强烈的时代，资源类海外并购总是会先被扣上一顶“不怀好意”的大帽子。然而即使如此，海外投资仍要奉行“大胆出击”。我们既然错过了此前收购的黄金时代，就必须迎难而上，四处出击，零敲牛皮糖，既要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国际矿业巨头“争食”，也要到它们不肯或者无法前往的国家、地区去“捡漏”。
同时，海外投资也须将困难估计足，在可预料到的“在商言商”困难之外，横生枝节、胡搅蛮缠的事情也多了去。出海的中国企业需要小心应付当地的政情、舆情，妥善安抚当地对于收购的种种不安情绪，做到最大程度的沟通，确保传递出这样一个清晰无误的信息：收购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是投资当地、回报当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做功课的“大胆出击”，只能是吃一嘴沙子。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寻矿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需要稳定的资源供应，这两年围绕着铁矿石发生的折冲樽俎告诉我们，需求不是议价权，供应才是硬道理。手里没矿，心里就会发慌，就会受制于人，面对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价格上的“狮子大开口”，除了愤怒之外，似乎还只是愤怒。因此，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寻矿的步伐既是压力下的选择，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举措。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已有很长时间，但中国企业密集出海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战略和战术难免有些仓促，容易造成“一窝蜂”。这就需要平衡有度，一方面是时不我待，需要紧锣密鼓地海外寻矿，一方面却不能操之过急，以免弄巧成拙。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后应该努力学习如何与当地议员打交道。很多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夭折往往“祸起议员”，无论是当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还是去年中铝-力拓的那场世纪交易告吹，政治因素搅局的能量惊人。因此，中国企业应学会与当地议员“套近乎”，尽管有些议员确实属于“浑不吝”的，但接触总归不是坏事。#P#
从源头上降低风险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不仅强化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而且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成本。发展海外投资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必经阶段，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并不平坦，中国企业面临众多问题和风险。
对于苦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率低下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对发达国家名牌企业的跨国并购似乎有助于在短时间内获取一些无形资产，从前几年TCL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IBM PC、海尔竞购美泰克，到中国企业与沃尔沃、悍马等西方知名品牌的“联姻”，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冲动。但是，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高技术转让，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技术开发和品牌等方面形成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研究开发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如意算盘最终多半会落空，徒然让安排这些并购的中介机构大发横财而已。
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企业经理层需要遏制通过发动大手笔并购置身国际商界聚光灯下的冲动。因为缺乏自主开发先进核心技术的收购方，很难令拥有自主研发先进核心技术的被收购企业心服口服，收购方入主之日可能就是研发团队骨干流失之时；而且二流、三流品牌收购一流品牌，必定会导致后者在其消费者眼里贬值。当初联想收购IBM PC后，IBM的美欧客户大量流失，未能实现“1+1＞2”的效果，收购后的联想在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排名不升反降。至于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更是彻底失败。正因为如此，中国企业全面收购悍马、沃尔沃之类品牌的前景也着实堪忧，倒是华为、中兴等公司坚持依靠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经营道路更值得让人欣赏。
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需要应对众多商业性风险，其中汇率风险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商业性风险了。尽管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看到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但在长期内，人民币对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仍将继续显著提升。汇率水平提升一方面增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同时也使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货币错配风险，即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缩水。面对这一风险，我们需要做的是增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融资，从而缩小货币错配风险。
海外投资中的非商业性风险，本质上是“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非商业性风险正在放大，平安投资富通损失就是6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最大政治风险案件；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非商业性风险更是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以致陆克文总理及其阁员的私人交往也被拿到有色放大镜下无限上纲。最后，由于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延长审查周期，而市场行情期间再次发生显著变化，中铝增持力拓交易最终流产。此外，由于金融危机，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国家延迟支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也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高，禁止进口风险则日益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结合。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非商业性风险也日益崭露头角。
在应对风险方面，商业性风险当然主要由企业把握，任何企业都没有无限的资产可随意抛洒，无需政府越俎代庖，政府要做的是为其应对风险创造良好条件，以及加强引导。在应对非商业性风险方面，目前，除了参与国际调解与仲裁之外，中国已建立了包括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三个部分的跨国经营非商业性风险应对体系，对保护中国企业和国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按照满足中国企业和海外华商实际需求、应对非商业性风险发展趋势两项标准衡量，中国现行跨国经营非商业性风险应对体系仍存在多项缺陷，完善跨国经营非商业性风险应对体系势在必行。
根据在初级产品开发领域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尊重东道国对本国领土之内的一切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完全的永久主权；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降低遭遇非商业性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在遭遇非商业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政府保证机制为辅，有节制地扩大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这样三个原则，完善跨国经营非商业性风险应对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采取正确的跨国经营策略，从源头上降低非商业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加快组织海外华人商会，借助集体力量增强海外华商抵御非商业性风险的能力；扩大与贸易伙伴国的交流，改善华商在海外的环境；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建立区域投资保护机制；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应对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和公众人士的道德风险。
政府应加强海外投资保险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内向流入的FDI存量约为4700亿美元，外向流出的FDI存量约为3000亿美元。对中国而言，继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海外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再上新台阶的必然要求。为了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快速平稳发展，中国应更好地建立起包括海外投资保险在内的一系列投资风险的保险制度和投资收益的保障机制。
所谓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范围内各资本输出国之间的一项通行保险制度，即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的保险。据介绍，海外投资保险目前在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应有的功能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发挥出来。
联合国贸发组织在中国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外投资保险由美国创设，日本、多数西欧发达国家紧随其后，都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他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现在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为本国的海外投资者设置和提供这样一种保险。”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上都出现了迅猛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披露，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2009年达到约3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从2006年至今达到年均26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南非。但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远比发达国家要大。比如，当这些国家突然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投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必然会沉重打击海外投资者的信心，迟滞中国海外投资的高速发展。基于这样的大形势，中国理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保险安排，并依据现实国情建立起更为完善可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据介绍，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争险。以外汇险为例，
这一险种主要发生在东道国限制外国投资者将资金兑换成“硬通货”并转移出东道国境外的情况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汇险又分为货币兑换险和汇出险。上述贸发组织中国负责人介绍道，美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只承保货币兑换险，日本则对货币兑换险、汇出险这两种风险都进行承保。该人士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现阶段也许应更多地借鉴美国的承保方式。
除上述三个险种外，美国还承保“营业中断险”。将“营业中断险”作为单独险种，可以对海外投资给予更积极的保障，也可以更大程度地鼓励资本向外输出。国际上通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对承保的投资方式一般没有什么限制，股权、贷款、债券等投资都可以申请投保。而这些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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